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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胡适、冯友兰及侯外庐的学术成果为范例,分析“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响其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个论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学的冲击,激起中国学人重估传统价值的热情,从而使哲学史研究成为达致这种思想努力的问学途径,同时也导致对传统学术谱系的重新改写。胡适的哲学史编纂,就是他对传统做翻案文章的一种实践,其汉学根底和经验主义倾向,导致其成果具有显著的史学性格而缺乏哲学意蕴。冯友兰相反,他自觉站在“正统派”的立场上,重视宋明义理之学,且引西方理性主义为同道,其努力具有从观念系统上重建传统价值的意义。而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政治观点虽与胡适不同,但由于两者共同分享着“五四”反传统,重科学的思想资源,故双方对研究对象的褒贬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不过,侯氏一派将哲学史纳入社会史解释框架中,叙述更系统,意识形态功能更强。作者借鉴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揭示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两种方法,指出“外在解释”主要导向思想史成果,而对哲学史的建设来说,则应加强“内在解释”的工作。

一、“哲学史”这学问

中国哲学史现在是很堂皇的学术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内构筑起来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这样确定,连是否有其坚实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问题。因为传统只有经史子集,或词章、义理、考据及经世的划分,就是没有叫做“哲学”这样的东西。比较与之相邻的史学或哲学就知道,哲学史所处的位置,开始是有些尴尬的。史学在传统就是显学,现代继续存在史学,自然不是问题;哲学过去即使没有,但可学社会学、人类学,直接从西学中引进。但如果本来就没有哲学,而有人竟要来写哲学史,在另一些人看来,那就有点是无稽之谈了。对于这种“无中生有”、“强为之容”的现象,必须从整个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背景来理解。

胡适、冯友兰在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有关论著影响最大,可以看作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们如何为“中国哲学史”正名也许能说明些问题。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导言中先为哲学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哲学包括的门类有:

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依此,“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便成了哲学史。”(1)他的哲学史目的有三个,即明变、求因和评判。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开篇即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要了解其意义,不能靠一个定义,而是要知道其一般的内容。希腊人把哲学分成物理学(Physics)、伦理学(Ethics)与论理学(Logic)三大部,柏拉图以后一般又分为下列三大部:

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ATheoryofWorld),

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ATheoryofLife),

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ATheoryofKnowledge)。

接着,他又分别把宇宙论分为本体论(Ontology)与“宇宙论”(Cosmology),人生论分为心理学与伦理学政治社会哲学,知识论分为“知识论”(Epistemology)与论理学各两部分。哲学史便是对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类型思想的整理。(2)

胡、冯二氏对哲学界定的宽严并不一样,对哲学问题关注的焦点也不一样,胡着重的是“怎么样”,冯则是“什么”。但有个共同点,就是以西学为衡量中学的尺度。胡适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3)不过,为何要用西方哲学作为整理、评判中国思想学术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这个问题胡适没明说,也许他认为是自明的。冯友兰则这样回答:

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就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4)

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传统学术纳入现代西方文化体系的框架中来理解。金岳霖说:“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5)这不是学理的裁判,而是历史情势造成的问题。它是近代中西接触以来,西方势力有效扩张所导致的。读读严复在上个世纪末那些中西比较的文章,尤其是那篇《救亡决论》,就知日后的所谓“会通”中,西学主宰中学已成定局。在激于时势,愤而指斥中学的“无实”、“无用”之后,严复说:“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为之‘学’。”“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6)事实上,多数中国人所了解的“各种近代学问”,就社会科学而言,基础是严复所翻译的八大名著所奠定的,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法、社会、以及逻辑诸学科,有力地影响了以后的学科观念。即使象王国维,前期研究哲学,要“论性”、“释理”、“原命”,也无不拿西洋哲学为分析、评判框架。只不过他喜欢的西洋对象与严复不一样而已。而严复着力推介的进化论、经验主义及归纳法,直接影响了胡适。胡适关于哲学史的界定有两个关键词:根本与方法。他用西方哲学框架剪裁中国学术,实则是承严复的思想脉络,从根本上重估中国文化体系的尝试。

如果不是重估或重构传统价值体系的潜在要求,中国古代学术也非必借助西方哲学整理不可。远的如黄宗羲等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就是“义理之学史”。近的如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参照西学,叙述也自成一系统。其晚年完成的《朱子新学案》,也沿用传统的学案体,避免用西哲概念。他是自觉的:

哲学一名词,自西方传译而来,中国无之。故余尝谓中国无哲学,但不得谓中国人无思想。西方哲学思想重在探讨真理,也不得谓中国人不重真理。尤其如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近代国人率以哲学称之,也不当厚非。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究有其大相异处,是也不可不辩。(7)

据说,这是他晚年勉强使用“哲学”一词时的说明。钱氏强调中国学术的特殊性,同他强调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独特性是相联系的。冯友兰虽然自称“正统派”,但相比之下,钱穆的保守主义精神更强。到了晚年,他仍对“礼”与“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念念不忘。(8)只有强调文化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人,才可能做用一种系统解释另一种系统的工作。事实上,不但胡适是持普遍主义立场的人,冯友兰也不例外,他的“新理学”要“别共殊”,认为中国社会的前途应从生产家庭化走向生产社会化,正是肯定文化也有普遍性一面。

但是,普遍主义只是一种理想,即使是西方文化价值,它本身也是多元的。因此,西学背景的不同,对传统理解及态度的不同,都会导致使用方法及研究结论的不同。所以冯友兰承认,哲学史永远有重写的可能。这样,近百年来才产生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就只能看作是研究者依不同的思想背景对传统学术谱系进行改写,并在这种改写中塑造现代价值体系的思想行为。所以,在这个世纪末,我们有必要重读已被写成的各种“哲学史”。分析“中国哲学史”同传统学术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史”内部知识谱系的演生层次,从而也从一个侧面透视现代意识形态的塑造过程。

二、做翻案文章

首先要读胡适。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而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他既对西洋哲学史很有心得,又能兼治“汉学”。(9)胡适自己也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自己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10)然而,胡适对哲学史的方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也许更能显示其结合西学与汉学的特色:

我平日喜欢做历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的线索》。这个线索可分两层讲。一时代政治社会状态变迁之后,发生了种种弊端,则哲学思想也就自然发生,自然变迁,以求改良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弊端。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外的线索是很不容易找出来的。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外的线索只管变,而内的线索变来变去,终是逃不出一定的路径的。(11)

如果我们把这两条线索的探究称做“外在解释”与“内在解释”,胡适主要走外在解释一路。汉学家训诂、考据的方法,不仅帮助他下功夫确定文献的真伪及价值,而且有利于其探究文献产生时代的社会状态。《中国哲学史大纲》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这类问题,故冯友兰也承认他的这一长处。而进化论的观念以及从杜威的实用主义那里学来的历史的方法,使他不会陷于传统汉学那种就事论事的静态的眼光,从而掌握了一种整体的、演进的处理手法。

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输入学理、研究问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工作的一种实践。关于“新思潮的精神”,他写文章时沿用尼采的说法,叫“重估一切价值”。具体点说,就是对过去的风俗制度、圣贤教训、大众信仰持一种评判,即怀疑的态度。用流行的说法,就是“反封建”或“反传统”。学术方法的运用系思想立场支配的结果,而“疑古”正是立场与方法结合的表现。

“疑古”源于清代汉学,开始是有些学者用考据的方法辨别伪经,后来发展到疑史。清末的康有为集疑古之大成,以辨伪的名义宣称近二千年来被历代奉为圣宪的古文经典,是东汉刘歆等人别有用心伪造出来的。康氏疑经的目的在于疑政,辨伪是为其改制的行为造舆论。他的政治立场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遭批判,但其疑古的观点对民初学界很有影响,胡适与顾颉刚都提到这一点。胡适是古史辨派的精神领袖,其哲学史不从三皇五帝而从《诗》三百篇开始,正是做出疑古的表率。

所谓价值重估就是做翻案文章,疑古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史实无可怀疑的情况下,还有意义的重新估量问题。就哲学史而言,胡适怀疑的问题,大的方面归纳起来有三点:孔子及其思想的神圣性,儒家及其道统观的合理性,非经验的心性问题的有用性。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说:“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末,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了。”(12)这样,他不仅要怀疑正统的价值和理想,还要发掘和表彰那些被贬斥或被埋没的非主流的思想人物。这也是翻案。例如,赞扬与儒家对立的具有经验主义倾向且有逻辑意识的墨家,表扬反董仲舒的自然主义者王充,介绍一连串反理学的思想家。特别是撰写《戴东原的哲学》,这大概是胡适所写的最有哲学味道的哲学史论文了。

在《戴东原的哲学》中,胡适附论阮元时评论其《性命古训》等有关性论著作的方法论说:“阮元是有历史眼光的,所以指出古经中的性字,与《庄子》的性字不同,更与佛书中的性字不同。这种方法用到哲学史上,可以做到一种‘剥皮”工夫。剥皮的意思,就是拿一个观点,一层一层地剥去后世随时渲染上去的颜色,如剥芭蕉一样。越剥进去,越到中心。”(13)“阮元是一个剥皮的好手。他论性,论仁,都只是要把一个时代的思想归还给那一个时代;都只是要剥去后代涂抹上去的色彩,显出古代的本色。”(14)这是一种抽象还原为具体,观念还原为历史的方法,其视角是历史而非哲学的。它同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所用的思想方法完全一致,此即“凡是一件史实,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胡适当时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就径直称其为“剥皮主义”。(15)所以,胡适“说儒”,关于儒的来历的故事说得有声有色,而关于儒的思想则无甚精彩可言。他用迷信的孝子出丧时的装扮来比喻性命一类观念,主张用“剥皮”的办法让其现原形,所得成果自然可想而知。

深受胡适影响的傅斯年,写《性命古训辨证》,认为阮元之作“实为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两书之后劲,足以表显清代所谓汉学家反宋明理学之立场者也。”“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之论性命字,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动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唯何?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16)

然傅氏又说:“语言的观点之外,又有历史的观点,两者同其重要。用语言学的观点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17)他的“辨证”循此而成为借思想的分析去透视历史发展的研究。这自然是胡适倡导的戏路。后来徐复观便讥其为清代考据学同西洋经验主义的末梢相结合的“洋汉学”:

清代考据,本是工具之学,但他们无形中以工具代替目的,以名物否定思想。自标汉学,以打击宋明理学为快意,却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完全埋没了。此一风气,与近代经验主义的末梢趣向,有其相同,于是两相汇合而形成‘洋汉学’,其特点是不承认文化的精神作用,而实则系表明其精神之为一睡眠状态。(18)

胡适并非只是从否定的立场看待中国传统,也非不对中国哲学作“内在解释”,只不过由于其自身的哲学甚至文化立场的偏狭,导致他在这方面创获的限制。早在《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他就透露出其选题的动机同这样的问题有关:“我们在那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19)在胡适的心目中,中国文化的缺陷在于缺乏科学的思想方法和逻辑,而先秦诸子已有这样的思想萌芽,分析及表彰这些内容,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接受西方文化,从而创造自己的新文化。50年代末,他又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提交一篇题为《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论文。文中除列举象老子、王充一类的自然主义观点外,还特别叙述了从朱熹到清代汉学的考据学传统。强调他们的方法是科学的,同西方相比,只不过它的应用对象是历史文献而非自然现象而已。

这种“科学情结”当然是严复以来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它本身不是问题。只是当胡适以它为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后,才显得比较偏颇。按这个框架,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及宋明理学(除朱熹的“格致”说外),就会因其无实用价值而落在其哲学史视野之外,所以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上不触及最有中国哲学特点的哲学内容。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理学不写,反理学的思想家则如数家珍。反过来,他所津津乐道的逻辑和科学方法又确是中国文化的弱点所在。如果以此代表中国哲学,只能给人一个很糟糕的印象。即使把考据学说得再“科学”也无济于事。也许是这一思想困境,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后,胡适续写下来的著作,便叫《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而这个长编还未到玄学便又嘎然中止了。胡适的历史眼光很犀利,但哲学品味则很少人恭维,改入思想史研究,可能较易藏拙。

不过,胡适的好“翻案”可谓承前启后,在他之前是“汉学”,从古文到今文,莫不如此。从他以后是西学,西学中又有比他翻案更彻底的,如“”中的“评法批儒”。胡适当年评论法家“李斯的焚书政策只是要扫除一切‘非愚即诬’的书籍,叫人回头研究现代的法律制度,上‘以法为教’,下‘以吏为师’。……翻成今日的语言,这种政策不过等于废除四书五经,禁止人做八股,教人多研究一点现代的法律、经济、政治知识。这有什么稀奇呢?我们至多不过嫌李斯当日稍稍动了一点火气,遂成了一种恐怖政策……”(20)胡适对“恐怖政策”还有一个“嫌”字,到了70年代,在变换了的历史背景下,学界则只有一个“赞”字可说。从这翻案的频繁,可见从清代开始,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一直处于变动不安的状态之中。

三、正统与“合题”

跟胡适相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价值观是正统的,这一点冯氏自己也不否认。但他强调,这个“正统”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黑格尔正、反、合中的‘合’。以对待中西文化态度的区分为准,“正”是以传统文化衡量外来文化,“反”是以新文化批判旧文化,“合”则是对中西文化作相互阐明。冯友兰在评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时曾举例说:“哲学家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批判中国哲学的书,而不是一本中国哲学的历史书。中国哲学中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道家受到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的批判和怀疑……我们在读胡适的书时,不能不感到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全部观点是错误的。”他的“合”正是要纠正胡适的“反”。(21)

胡、冯的学术的区别,多根源于两者立场的不同。除方法上有汉、宋学风之分外,还有其它问题的对比可以列举。例如,关于哲学史的目的,胡适定为明变、求因与评判,实际上是寻求思想变迁同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着眼点是历史知识;冯友兰则更重视通过它去揭示一个民族的精神信念,他把哲学史对通史的意义喻为“画龙点睛”。两种哲学史体例的不同,也很有意思。冯说:“写的哲学史有两种体裁:一为叙述式的;一为选录式的。西洋人所写之哲学史,多为叙述式的。用此方式,哲学史家可以尽量叙述其所见之哲学史。……中国人所写此类之书几皆为选录式的;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即黄宗羲所著之宋、元、明哲学史……”前者的缺点在于,读者易为著者的见解所蔽;后者的问题是作者难以表达自己系统的见解。(22)胡适的“大纲”基本上是叙述式的写法,究其原因,是他不认同于传统的观点,需要用外来的观念对材料作“整理”,以便对象能成“体统”,可资利用,所以要用一种作者以我为主的方式。冯友兰则相信中国哲学本身就是成系统的,不过这一系统不是表现在陈述、推理的形式上,而是在思想实质方面。他的任务是要借助形式的功夫,让思想实质显示出来。因此,他的哲学史则兼顾两种体例的特点,既显示其调和的性格,也可知其对传统有更多的体认。

冯友兰当然也有其西方哲学背景,他也把孔、孟、荀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作类比,不过他借用的西学,不是胡适认同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而是理性主义及实在论。他与胡适的共同点是讲究逻辑,要求思想清晰,但他承认且重视不可实证的观念的东西的价值。以讲庄子为例,胡适只是注意其出世主义与相对主义对社会与学术进步的阻碍。唯一的赞扬是发现庄子有生物进化论的思想,但后来觉得那只是一种循环论,又把这一评价收回了。冯友兰着眼的是庄子的自由意识以及神秘主义的特征:“庄学中之社会政治哲学,主张绝对的自由,盖惟人皆有绝对的自由,乃可皆顺其自然之性而得幸福也。主张绝对的自由者,必主张绝对的平等,盖若承认人与人、物与物间,有若何彼善于此,或此善于彼者,则善者应改造不善者使归于善,而即也不能主张凡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矣。庄学以为人与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故亦以为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凡天下之意见,皆无不对。”(23)冯氏还用詹姆士的“纯粹经验”诠释庄子的神秘主义,并将其同孟子相比较,揭示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而对胡适所盛赞的更重视经验、自然及实证的王充、戴震,冯的评价便低调得多:“《论衡》一书,对于当时迷信之空气,有摧陷廓清之功:但其书中所说,多攻击破坏,而少建树,故其书之价值,实不如今人想象之大也。”(24)“东原之学,实有与宋儒不同之处;但东原未能以此点为中心,尽力发挥,因以不能成一自圆其说之系统。此东原之学,所以不能与朱子阳明等匹敌也。”(25)冯友兰的衡量尺度是哲学,着重的不只是是否正确,还在乎是否深刻、系统。

哲学史的“外在解释”主要是历史研究,“内在解释”则是哲学研究。“内在解释”是冯氏工作的特色所在,他自称是继承宋学的方法,“注重于文字所表的义理的了解、体会”。(26)最能显示冯著这种治学特色的,是其对宋明理学的阐释。陈寅恪在对该书的审查报告中说:“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27)所谓西洋哲学主要是指实在论的观点,下面择要看他对“太极”、“理”、“气”的解释:

以现在哲学中之术语言之,则所谓形而上者,超时空而潜存(Subsist)者也;所谓形而下者,在时空而存在(Exist)者也。超时空者,无形象可见。故所谓太极,“不是说有个事物光辉辉地在那里。”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朱子云:“无极而太极,只是说无形而有理。”(28)

理世界为一“无形迹”之“净洁空阔底世界。”理在其中,“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此其所以为超时空而永久(Eternal)也。此具体的世界为气所造;气之造作必依理。如人以砖瓦木石建造一房;砖瓦木石虽为必需,然亦必须先有房之形式,而后人方能用此砖瓦木石以建筑此房。砖瓦木石,形下之器,建筑此房之具也;房之形式,形上之理,建筑此房之本也。及此房成,而理即房之形式,亦在其中矣。(29)

这种阐明或者诠释的方法,实质上可以称为“圆理”的方法。它是用一种更容易理解,更有说服力的论述方式,使经典上的内容看起来更合理,包含的意义显得更丰富,同我们的生活经验联系更密切。这解释得来的意义,未必是原作者心目中所有的,但至少在逻辑上是不冲突的。要赋予经典的思想有更普遍化意义,逻辑上必须把对象抽象化。这同胡适的“剥皮”主义又是形成对照。胡的兴趣是把抽象还原成具体,他最不喜欢的东西中,一定包括有“抽象”。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他反对谈“主义”的理由之一就是它“抽象”。冯友兰则深谙此道,而且终生坚持,即使是在说理最麻烦的情况下也如此。他在1958年发表的那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就是对这种立场的再次表现:

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的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过去我个人,对于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问题,差不多完全注意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当然是不对的。近几年来,我才注意到这些命题的具体意义。当然,注意具体意义是对的,但是只注意具体意义就不对了。在了解哲学史中的某些命题时,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们的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够全面的。(30)

这篇文章虽然也举了象“天下为公”一类认知性质的例子来说明其观点,但他真正想说的问题是,如孔子的“爱人”、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之类的命题,应该在悬括其具体意义,即阶级属性的情况下,继承它的抽象意义,即把“人”当人类,把“尧舜”当道德完善的人看待。这确是他前期正统观点的委婉申辩,后来发表的《论孔子》、《再论孔子──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便是这一意向的明朗化。冯友兰把抽象与具体两方面说得很辩证,有点又想寻求“合题”的味道。冯氏虽用瓶与酒来说明其对新旧问题的立场,其实,无论是“旧瓶新酒”(《中国哲学史》),还是“新瓶旧酒”(“新理学”),都是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来找“合题”的表现。这反映出他在文化传统急变迁时代那种“旧邦新命”的价值立场,只是相对于更激进的人士来说,他才是保守的。

四、意识形态的更叠

在二十、三十年代,分别是胡适、冯友兰的“哲学史”版本走红,但从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以后,这一领域便是侯外庐的解释独领风骚。侯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围绕着《中国思想通史》的集体写作而形成。侯氏称自己(包括主编)的作品为思想史,那不是因为他要否定哲学史,相反,是要把哲学史置于更大的背景中来处理,这可以看作对哲学史的一种解释方式。而且,他选择的方式同其对胡、冯的看法很有关系。侯外庐及其同道一开始就自觉把胡适特别是冯友兰当作对手,他晚年回忆说:“我细细研究过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所论及的每一个人物,在写《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时,对冯友兰所肯定的人物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例如对孔子、孟子、特别是老子,都是例子。”“我反对冯友兰的唯心主义,也反对胡适的实用主义。胡适所论及的思想家、哲学家,我都逐一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胡适推崇墨子,我对墨子的评价也不低,我认为墨子在知识论和逻辑学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唯物主义者。胡适捧戴震,我也肯定戴震。”但出发点不一样。(31)

虽然侯氏把胡、冯都当作对手,其实比较一下就知道,在对思想人物的褒贬方面,侯、胡的一致性远大于胡、冯之间的一致性。除墨子、戴震不说,还有对庄子、对董仲舒、对王充、以及对许多理学与反理学人物的评价,差不多都是这样。侯外庐说:“胡适、冯友兰等人研究两汉以后思想家、哲学家,只偏重于儒学诸家,而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家,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32)其实,如果把“唯物主义”换一种说法,叫实验主义或功利主义,胡适也不会有异议。其背后的原因是:无论胡还是侯,两者都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他们所依托的价值体系都是西方的,而且是倾向于西学中讲实用、讲经验、讲科学的那种传统,这是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五四”以来共同分享的思想源泉;同时,他们主要都采取一种历史的方法,即用“外在解释”的方法处理思想史上的对象,固其所见自然会有略同之处。

方法与立场是相联系的。知识社会学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区分对思想现象的“内在解释”(intrinsicinterpretation)和“外在解释”(extrinsicinterpretation),前者是意识形态的,后者是社会学的。在“内在解释”中,解释者在对象预设的思想框架中工作,他只能就理论谈理论,就观念论观念,不能揭露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其结果已被假定的前提所控制;“外在解释”要求解释者跳出对象设定的框框,分析最终影响这些观念或理论的社会背景,从而揭露对象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知识社会学所应采取的方法。这种主张是曼海姆(KarlMannheim)在吸收马克思和韦伯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33)两种解释同前面的两种划分是对应的,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反传统主义者要从历史入手解释思想。只有把观念还原为实际,才能揭下其普遍性的假面具。胡适的“剥皮”主义固然如此,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分析法更是这样。思想有理由,也有原因。理由是用以说服人的,原因则是思想的动机,两者不是一回事。外在解释的关键就是要寻求、揭示隐蔽着的思想的动机,它假定这种隐而不露的动机同其赖以产生的环境、归根到底即是特定利益是相联系的。

与侯外庐同一阵营的赵纪彬,其《论语新探》正是通过还原观念的具体意义对思想作“外在解释”的例证。在该书的《释人民》篇中,他借考据方法,区分出春秋时代“人”和“民”具有不同的涵义,前者属于统治阶级,后者属于被统治阶级,力图以此抽空冯友兰“仁者爱人就是爱一切人”的说法的根据。而在《人仁古义辨证》中,他又针对冯氏“孔子从‘仁’发现了‘人’”的观点,以文字学的资料推出思想史的结论:“文字史上此种从‘人’到‘仁’的发展顺序,乃由于春秋过渡时期,……引起‘人’的阶级分裂,社会矛盾复杂化,遂从‘人’字孳生出‘仁’字,以为调和‘人’的阶级内部矛盾的工具。”(34)这种以考据揭示传统哲学范畴的本义,从而分析其思想史功能的方法,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将抽象语言还原为普通语言的原则:“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35)

侯外庐将其思想方法,“用今天的话明白地概括起来,就是: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和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和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有时也会出来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36)侯外庐是带着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动机进入学术领域的,他所概括的是一个后来在学界具有支配地位的学派的观点。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多数中国哲学史教材,基本上没超出其框架。当冯友兰小心翼翼地提出他的“抽象继承法”时,是在他已经向唯物史观作了妥协的前提下的一种也许是“忠谏”的表现,但时势不可能向他让步,所以他招来一些他会觉得是不可理喻的批判。

侯外庐坚持要与胡适划清界线,他与胡适的不同,不在其否定方面而在其肯定方面:“胡适派专门干混淆历史的把戏,常把中国的旧唯物论和美国的‘实用主义’唯心论涂抹在一起,进行他的‘媒婆’任务。我们须严格地把二者区别开来。”(37)胡适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与经验主义的思想方式,导致他没有对历史提出一个完整的解释系统,因此,当他要把思想还原为历史时,他的叙述是零碎、不成系统的。而侯外庐则在吸收了三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成果的基础上,又对中国社会历史性质形成个人相对独立的见解,在这一前提下叙述的思想史,总体上自然有不同的面貌,更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例如,他以自己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理解为前提,分析中国古代史的特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和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贤人”(区别于古希腊的“智者”)风格,是自成一格的。再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解释为例,可以看出胡、侯两者价值取向的不同。同样是肯定它,胡适看到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侯外庐强调的则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前者寻求的是科学,后者赞颂的则阶级觉悟与阶级斗争。

思想史可以包含哲学史,但思想与哲学有些地方不一样,思想可以为大众拥有,哲学必须是专家的事业。思想史可以叙述和解释那些未必有价值,但它在历史上发生影响的思想,哲学史则得选择那些比前人提供更新的见解、而且思考相对系统的思想,正如冯友兰所强调的。至少,它是优先原则。但与意识形态体系配合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区分与评价原则,没法说明思想的深刻与肤浅。特别是当它的外延被无限放大以后,说一句合乎常识的话,可能就会被封为“唯物主义”者而得到“优待”。这种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侯著中,但运用这种范式的“哲学史”著述必定会有这种问题。后来终于产生了做农民领袖哲学的文章这种现象。还有,由于这个框架是西洋近代哲学中的问题,与中国传统的义理问题难对上号,于是又发生了同一个作者对同一个对象先后交替使用相反的帽子这种尴尬的现象。这导致这种研究也陷入困境。对这种“外在解释”本身,看来也需要作一种“外在解释”。

五、回归“内在解释”

对胡、冯、侯三个哲学史研究范例的论析,我们可以看到,本世纪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才产生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演变,是一个对传统知识谱系进行不断改写的过程。其实在被解释的传统学术内部,也有这样的情形,如宋学与汉学对孔、孟思想的不同解释。所不同的是“哲学史”不同版本所依托的西学背景,不但程度深浅不一,而且选择类型也有区别。如冯比胡、侯,对西洋思想接受的程度就浅得多,或者说是正统得多。而胡、侯虽然在反传统方面一致之处较多,但五十年代以后,各自所依托的体系,恰好处在意识形态对立最尖锐的位置上,固后者得尽力同前者划清界线。所以,这个学科的进展,主要不是取决于史料鉴别的能力或叙述内容的确切程度。虽然这一要求是公共承认的,但只是最基本的。这不同版本的更替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学界甚至是社会的价值选择。这是一种“外在解释”的观点。

因此,唯物、唯心的模式在八十年代受质疑并逐渐退埸的现象,便不能仅仅看作学理漏洞的问题,而要将其同从这一时期开始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考察。这是特定模式的“外在解释”的退化,并不意味着一般“外在解释”方法的被放弃。因为新的反传统声浪正在掀起,只要是反传统,“剥皮”主义就会派上用场。它甚至可以被运用到分析“”的意识形态上来,这主要表现在思想史或所谓传统文化研究中。与此同时,冯友兰过去成果的重新被评价,港台新儒家在大陆的流行,体现着“内在解释”方法再次受重视,至少在哲学史行当内是这样。现代新儒家治宋学最专精,牟宗三在其《心体与性体》中,为自己提出了解宋学义理之任务时说:“了解有感性之了解,有知性之了解,有理性之了解。仿佛一二,望文生义,曰感性之了解。义义厘清而确定之,曰知性之了解。得其系统之原委,曰理性之了解。”(38)这“理性之了解”实也系为“圣学”“圆理”的方法。这两种解释所体现的立场是冲突的,但差不多又同时流行。正面评价的话,是意识形态松动后,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结果;反之,则会看作“”后学界对社会以至文化价值一时没有共识的表现。

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思想史版本是李泽厚的。他声称其工作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探索,而对这一“结构”分析的结果,他喜欢用“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句式来说明问题的所谓“两重性”。这两重性,往往是分别采取具体与抽象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揭示的,以其对宋明理学的评论为例,当他表达否定方面时,可以现代意识形态的某些口号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原为封建名教的衍生物;而要肯定的地方,则抽象出达到“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的水平。(39)他的真正兴趣在后者,很“辩证”的说法,是思想过渡的痕迹。再往后,特别是经历震荡后的九十年代,学界对传统的同情态度不断得到加强。

把哲学研究称“内在解释”,而把历史研究称“外在解释”,只是哲学史学科内的划分法。前者虽然对传统有基本的认同,但它不同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某种西方哲学的范畴甚至思考方式,才能进行。对传统价值的特殊性有更深体认的话,可以抛开外来的框架,象上面提及的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叙述、解释也自成一体。而思想史研究也有个内外问题,现代新儒家中以思想史名家的徐复观就强调要以概念而非名物作研究对象:“凡可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必是有他的基本概念,以作为其出发点与归结点。此种基本概念,有的是来自观照,有的是来自解析。尽管其来源不同,性格不同,但只要他实有所得,便可经理知的反省而使其成一种概念。概念一经成立,则概念本身必有其合理性、自律性。合理性、自律性之大小,乃衡断一家思想之重要准绳。”(40)余英时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时也提出有关内外理路的区别问题,在指出章太炎的“反满说”与侯外庐的“市民阶级说”对解释清学兴起的局限后,他说:“无论是政治的解释或是经济的解释,或是从政治派生下来的反理学的说法,都是从外缘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所以在外缘之外,我们还特别要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41)这也就是知识社会学所说的认同于对象所预设的前提的“内在解释”。九十年代已来复兴学术史的努力,便可以基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是随胡适继“汉学”,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同国际学术“接轨”;另一是效钱穆,同情宋学,强调中国学术思想体系的特殊性,避免中国学术太洋化。

毫无疑问,“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各有其思想或知识上的价值,哲学史同思想史、学术史的关系也不那么容易厘清,还是回到哲学史上来。现在问题的提法,恐怕不是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是否成立,而是如何成立。关键是为其思想功能定位,即其发展应当有利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有两种倾向不应提倡:一是对哲学问题采取非哲学的研究方式,这在有些学科如思想史,也许是没有问题的,但它无助于提高哲学思考的水平;另一是把非哲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强行作“哲学分析”,其结果是降低传统思想在现代读者心目中的声誉。而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思想传统,必须注意并不只有哲学史一途,还可以作哲学研究。前者把对象看成历时态的,不必多说;后者则处理为共时态的,例如,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冯友兰的“新理学”,还有庞朴近年来的中国智慧探究,“文本”可以是一篇著作,一个学派,甚至是整个传统,都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对话、诠释或者重构,其创获不是哲学史,而是哲学。这会有利于打开哲学发展的途径,哲学史的建设,最终目的不是回顾历史,而是解释生活,表达理想。胡适当年的愿望是,在中国资料与西洋学说结合的基础上建立新哲学,冯友兰则以“新理学”作了自己的尝试。为了现代中国的哲学发展,这才是“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在本世纪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有力理由。

注释: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胡知学术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至12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至3页。

3、同注1,第28页。

4、同注2,第8页。

5、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6、《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页。

7、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转引自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57页。

8、参阅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页。

9、见蔡元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1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14页。

11、胡适:《中国哲学的线索》,《胡适学术文集》上册,第520页。

12、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773页。

13、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1082页。

14、同上,第1083页。

15、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9至198页。

16、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至71页。

17、同上,第73页。

18、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57页。

19、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772页。

20、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胡适学术文集》上册,第329至330页。

21、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5至289页。

2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2页。

23、同上,第288页。

2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588页。

25、同上,第1008页。

26、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23页。

27、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2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896页。

29、同上,第905页。

30、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7页。

31、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24至125页。

32、同上,第280至281页。

33、参阅KarlMannheim,`TheIdeologicalandSociologicalInterpretationofIntellectualPhenomena`,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pp.116—31.

34、赵纪彬:《论语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转引自《论语新探》,第31页。

36、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67页。

37、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页。

38、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序》。

39、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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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落款(Title,Topic)

落款又称标题或标题。落款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标题是一篇论文给出的触及论文规模与水平的榜首个重要信息,也是有必要考虑到有助于选定要害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能够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标题十分重要,有必要用心酌量选定。有人描绘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标题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标题的要求是:精确得当:简略精炼:外延和内在恰如其分:夺目。对这四方面的要求分述如下。1.精确得当要求论文标题能精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讨的规模和深度。常见缺点是:过于抽象,题不扣文。要害问题在于标题要紧扣论文内容,或论文内容民论文标题要互相匹配、紧扣,即题要扣文,文也要扣题。这是编撰论文的基本准则。2.简略精炼力求标题的字数要少,用词需求精选。至于多少字算是符合要求,并无一致的“硬性”规则,一般期望一篇论文标题不要超出20个字,不过,不能由于一味寻求字数少而影响标题对内容的恰当反映,在遇到两者确有矛时,宁可多用几个字也要力求表达清晰。若简略落款不足以显示论文内容或反映出归于系列研讨的性质,则可利用正、副标题的办法处理,以加副标题来弥补阐明特定的试验资料,办法及内容等信息使标题成为既充沛精确又不流于抽象和一般化。3.外延和内在要恰如其分“外延”和“内在”归于形式逻辑中的概念。所谓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每一个目标;而所谓内在,则是指对每一个概念目标特有属性的反映。出题时,若不考虑逻辑上有关外延和内在的恰当运用,则有可能呈现谬误,至少是不当。4.夺目论文标题尽管居于首先映入读者眼皮的夺目方位,但仍然存在标题是否夺意图问题,由于标题所用字句及其所表现的内容是否夺目,其发生的效果是相距甚远的。有人对36种公开发行的医学科持期刊1987年宣布的论文的部分标题,作过统计剖析,从中筛选100条有过错的标题。在100条有过错的标题中,归于“省掉不当”过错的占20%;归于“介词运用不当”过错的占12%)。在运用介词时发生的过错主要有:①省掉主语——榜首人称代词不达意后,没有运用介词结构,使辅助成分误为主语;②需求运用介词时又没有运用;③不需求运用介词结构时运用。归于“主事的过错”的占11%;归于“并排联络运用不当”过错的占9%;归于“用词不当”、“语句混乱”过错的各占9%,其它类型的过错,如标题冗长、文题不符、重复、歧意等亦时有发生。

(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anddepartment)

这一项归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载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络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榜首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脚踏实地的情绪,对研讨作业与论文编撰实践贡献最大的列为榜首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相同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络。

(三)摘要(Abstract)

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世界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略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取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①从事这一研讨的意图和重要性;②研讨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作业;③取得的基本定论和研讨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地;④定论或成果的意义。论文摘要尽管要反映以上内容,但文字有必要十分简炼,内容亦需充沛归纳,篇幅巨细一般限制其字数不超越论文字数的5%。例如,关于6000字的一篇论文,其摘要一般不超出300字。论文摘要不要列举例子,不讲研讨进程,不用图表,不给化学结构式,也不要作自我评价。编撰论文摘要的常见缺点,一是照搬论文正文中的小标题(目录)或论文定论部分的文字;二是内容不浓缩、不归纳,文字篇幅过长。

(四)要害词(Keywords)

要害词归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要害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主题词是用来描绘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式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呈现和开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联络来区别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而且具有组配功用,用以精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联络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要害词是标明文献关建主题内容,但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要害词是为了文献标引作业,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意图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要害词。要害词或主题词的一般挑选办法是: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纵观全文,先出能表示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或词汇,这些住处或词江,能够从论文标题中去找和选,也能够从论文内容中去找和选。例如上例,要害词选用了6个,其中前三个就是从论文标题中选出的,然后三个却是从论文内容中选取出来的。后三个要害词的选取,弥补了论文标题所未能表示出的主要内容信息,也进步了所触及的概念深度。需求选出,与从标题中选出的要害词一道,组成该论文的要害词组。要害词与主题词的运用,主要是为了习惯计算机检索的需求,以及习惯世界计算机联机检索的需求。一个刊物添加“要害词”这一项,就为该刊物进步“引用率”、添加“知名度”拓荒了一个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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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胡适、冯友兰及侯外庐的学术成果为范例,分析“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响其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个论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学的冲击,激起中国学人重估传统价值的热情,从而使哲学史研究成为达致这种思想努力的问学途径,同时也导致对传统学术谱系的重新改写。胡适的哲学史编纂,就是他对传统做翻案文章的一种实践,其汉学根底和经验主义倾向,导致其成果具有显著的史学性格而缺乏哲学意蕴。冯友兰相反,他自觉站在“正统派”的立场上,重视宋明义理之学,且引西方理性主义为同道,其努力具有从观念系统上重建传统价值的意义。而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政治观点虽与胡适不同,但由于两者共同分享着“五四”反传统,重科学的思想资源,故双方对研究对象的褒贬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不过,侯氏一派将哲学史纳入社会史解释框架中,叙述更系统,意识形态功能更强。作者借鉴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揭示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两种方法,指出“外在解释”主要导向思想史成果,而对哲学史的建设来说,则应加强“内在解释”的工作。

一、“哲学史”这学问

中国哲学史现在是很堂皇的学术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内构筑起来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这样确定,连是否有其坚实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问题。因为传统只有经史子集,或词章、义理、考据及经世的划分,就是没有叫做“哲学”这样的东西。比较与之相邻的史学或哲学就知道,哲学史所处的位置,开始是有些尴尬的。史学在传统就是显学,现代继续存在史学,自然不是问题;哲学过去即使没有,但可学社会学、人类学,直接从西学中引进。但如果本来就没有哲学,而有人竟要来写哲学史,在另一些人看来,那就有点是无稽之谈了。对于这种“无中生有”、“强为之容”的现象,必须从整个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背景来理解。

胡适、冯友兰在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有关论著影响最大,可以看作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们如何为“中国哲学史”正名也许能说明些问题。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导言中先为哲学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哲学包括的门类有:

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依此,“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便成了哲学史。”(1)他的哲学史目的有三个,即明变、求因和评判。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开篇即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要了解其意义,不能靠一个定义,而是要知道其一般的内容。希腊人把哲学分成物理学(Physics)、伦理学(Ethics)与论理学(Logic)三大部,柏拉图以后一般又分为下列三大部:

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ATheoryofWorld),

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ATheoryofLife),

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ATheoryofKnowledge)。

接着,他又分别把宇宙论分为本体论(Ontology)与“宇宙论”(Cosmology),人生论分为心理学与伦理学政治社会哲学,知识论分为“知识论”(Epistemology)与论理学各两部分。哲学史便是对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类型思想的整理。(2)

胡、冯二氏对哲学界定的宽严并不一样,对哲学问题关注的焦点也不一样,胡着重的是“怎么样”,冯则是“什么”。但有个共同点,就是以西学为衡量中学的尺度。胡适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3)不过,为何要用西方哲学作为整理、评判中国思想学术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这个问题胡适没明说,也许他认为是自明的。冯友兰则这样回答:

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就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4)

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传统学术纳入现代西方文化体系的框架中来理解。金岳霖说:“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5)这不是学理的裁判,而是历史情势造成的问题。它是近代中西接触以来,西方势力有效扩张所导致的。读读严复在上个世纪末那些中西比较的文章,尤其是那篇《救亡决论》,就知日后的所谓“会通”中,西学主宰中学已成定局。在激于时势,愤而指斥中学的“无实”、“无用”之后,严复说:“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为之‘学’。”“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6)事实上,多数中国人所了解的“各种近代学问”,就社会科学而言,基础是严复所翻译的八大名著所奠定的,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法、社会、以及逻辑诸学科,有力地影响了以后的学科观念。即使象王国维,前期研究哲学,要“论性”、“释理”、“原命”,也无不拿西洋哲学为分析、评判框架。只不过他喜欢的西洋对象与严复不一样而已。而严复着力推介的进化论、经验主义及归纳法,直接影响了胡适。胡适关于哲学史的界定有两个关键词:根本与方法。他用西方哲学框架剪裁中国学术,实则是承严复的思想脉络,从根本上重估中国文化体系的尝试。

如果不是重估或重构传统价值体系的潜在要求,中国古代学术也非必借助西方哲学整理不可。远的如黄宗羲等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就是“义理之学史”。近的如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参照西学,叙述也自成一系统。其晚年完成的《朱子新学案》,也沿用传统的学案体,避免用西哲概念。他是自觉的:

哲学一名词,自西方传译而来,中国无之。故余尝谓中国无哲学,但不得谓中国人无思想。西方哲学思想重在探讨真理,也不得谓中国人不重真理。尤其如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近代国人率以哲学称之,也不当厚非。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究有其大相异处,是也不可不辩。(7)

据说,这是他晚年勉强使用“哲学”一词时的说明。钱氏强调中国学术的特殊性,同他强调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独特性是相联系的。冯友兰虽然自称“正统派”,但相比之下,钱穆的保守主义精神更强。到了晚年,他仍对“礼”与“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念念不忘。(8)只有强调文化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人,才可能做用一种系统解释另一种系统的工作。事实上,不但胡适是持普遍主义立场的人,冯友兰也不例外,他的“新理学”要“别共殊”,认为中国社会的前途应从生产家庭化走向生产社会化,正是肯定文化也有普遍性一面。

但是,普遍主义只是一种理想,即使是西方文化价值,它本身也是多元的。因此,西学背景的不同,对传统理解及态度的不同,都会导致使用方法及研究结论的不同。所以冯友兰承认,哲学史永远有重写的可能。这样,近百年来才产生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就只能看作是研究者依不同的思想背景对传统学术谱系进行改写,并在这种改写中塑造现代价值体系的思想行为。所以,在这个世纪末,我们有必要重读已被写成的各种“哲学史”。分析“中国哲学史”同传统学术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史”内部知识谱系的演生层次,从而也从一个侧面透视现代意识形态的塑造过程。

二、做翻案文章

首先要读胡适。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而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他既对西洋哲学史很有心得,又能兼治“汉学”。(9)胡适自己也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自己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10)然而,胡适对哲学史的方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也许更能显示其结合西学与汉学的特色:

我平日喜欢做历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的线索》。这个线索可分两层讲。一时代政治社会状态变迁之后,发生了种种弊端,则哲学思想也就自然发生,自然变迁,以求改良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弊端。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外的线索是很不容易找出来的。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外的线索只管变,而内的线索变来变去,终是逃不出一定的路径的。(11)

如果我们把这两条线索的探究称做“外在解释”与“内在解释”,胡适主要走外在解释一路。汉学家训诂、考据的方法,不仅帮助他下功夫确定文献的真伪及价值,而且有利于其探究文献产生时代的社会状态。《中国哲学史大纲》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这类问题,故冯友兰也承认他的这一长处。而进化论的观念以及从杜威的实用主义那里学来的历史的方法,使他不会陷于传统汉学那种就事论事的静态的眼光,从而掌握了一种整体的、演进的处理手法。

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输入学理、研究问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工作的一种实践。关于“新思潮的精神”,他写文章时沿用尼采的说法,叫“重估一切价值”。具体点说,就是对过去的风俗制度、圣贤教训、大众信仰持一种评判,即怀疑的态度。用流行的说法,就是“反封建”或“反传统”。学术方法的运用系思想立场支配的结果,而“疑古”正是立场与方法结合的表现。

“疑古”源于清代汉学,开始是有些学者用考据的方法辨别伪经,后来发展到疑史。清末的康有为集疑古之大成,以辨伪的名义宣称近二千年来被历代奉为圣宪的古文经典,是东汉刘歆等人别有用心伪造出来的。康氏疑经的目的在于疑政,辨伪是为其改制的行为造舆论。他的政治立场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遭批判,但其疑古的观点对民初学界很有影响,胡适与顾颉刚都提到这一点。胡适是古史辨派的精神领袖,其哲学史不从三皇五帝而从《诗》三百篇开始,正是做出疑古的表率。

所谓价值重估就是做翻案文章,疑古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史实无可怀疑的情况下,还有意义的重新估量问题。就哲学史而言,胡适怀疑的问题,大的方面归纳起来有三点:孔子及其思想的神圣性,儒家及其道统观的合理性,非经验的心性问题的有用性。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说:“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末,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了。”(12)这样,他不仅要怀疑正统的价值和理想,还要发掘和表彰那些被贬斥或被埋没的非主流的思想人物。这也是翻案。例如,赞扬与儒家对立的具有经验主义倾向且有逻辑意识的墨家,表扬反董仲舒的自然主义者王充,介绍一连串反理学的思想家。特别是撰写《戴东原的哲学》,这大概是胡适所写的最有哲学味道的哲学史论文了。

在《戴东原的哲学》中,胡适附论阮元时评论其《性命古训》等有关性论著作的方法论说:“阮元是有历史眼光的,所以指出古经中的性字,与《庄子》的性字不同,更与佛书中的性字不同。这种方法用到哲学史上,可以做到一种‘剥皮”工夫。剥皮的意思,就是拿一个观点,一层一层地剥去后世随时渲染上去的颜色,如剥芭蕉一样。越剥进去,越到中心。”(13)“阮元是一个剥皮的好手。他论性,论仁,都只是要把一个时代的思想归还给那一个时代;都只是要剥去后代涂抹上去的色彩,显出古代的本色。”(14)这是一种抽象还原为具体,观念还原为历史的方法,其视角是历史而非哲学的。它同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所用的思想方法完全一致,此即“凡是一件史实,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胡适当时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就径直称其为“剥皮主义”。(15)所以,胡适“说儒”,关于儒的来历的故事说得有声有色,而关于儒的思想则无甚精彩可言。他用迷信的孝子出丧时的装扮来比喻性命一类观念,主张用“剥皮”的办法让其现原形,所得成果自然可想而知。

深受胡适影响的傅斯年,写《性命古训辨证》,认为阮元之作“实为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两书之后劲,足以表显清代所谓汉学家反宋明理学之立场者也。”“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之论性命字,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动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唯何?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16)

然傅氏又说:“语言的观点之外,又有历史的观点,两者同其重要。用语言学的观点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17)他的“辨证”循此而成为借思想的分析去透视历史发展的研究。这自然是胡适倡导的戏路。后来徐复观便讥其为清代考据学同西洋经验主义的末梢相结合的“洋汉学”:

清代考据,本是工具之学,但他们无形中以工具代替目的,以名物否定思想。自标汉学,以打击宋明理学为快意,却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完全埋没了。此一风气,与近代经验主义的末梢趣向,有其相同,于是两相汇合而形成‘洋汉学’,其特点是不承认文化的精神作用,而实则系表明其精神之为一睡眠状态。(18)

胡适并非只是从否定的立场看待中国传统,也非不对中国哲学作“内在解释”,只不过由于其自身的哲学甚至文化立场的偏狭,导致他在这方面创获的限制。早在《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他就透露出其选题的动机同这样的问题有关:“我们在那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19)在胡适的心目中,中国文化的缺陷在于缺乏科学的思想方法和逻辑,而先秦诸子已有这样的思想萌芽,分析及表彰这些内容,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接受西方文化,从而创造自己的新文化。50年代末,他又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提交一篇题为《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论文。文中除列举象老子、王充一类的自然主义观点外,还特别叙述了从朱熹到清代汉学的考据学传统。强调他们的方法是科学的,同西方相比,只不过它的应用对象是历史文献而非自然现象而已。

这种“科学情结”当然是严复以来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它本身不是问题。只是当胡适以它为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后,才显得比较偏颇。按这个框架,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及宋明理学(除朱熹的“格致”说外),就会因其无实用价值而落在其哲学史视野之外,所以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上不触及最有中国哲学特点的哲学内容。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理学不写,反理学的思想家则如数家珍。反过来,他所津津乐道的逻辑和科学方法又确是中国文化的弱点所在。如果以此代表中国哲学,只能给人一个很糟糕的印象。即使把考据学说得再“科学”也无济于事。也许是这一思想困境,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后,胡适续写下来的著作,便叫《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而这个长编还未到玄学便又嘎然中止了。胡适的历史眼光很犀利,但哲学品味则很少人恭维,改入思想史研究,可能较易藏拙。

不过,胡适的好“翻案”可谓承前启后,在他之前是“汉学”,从古文到今文,莫不如此。从他以后是西学,西学中又有比他翻案更彻底的,如“”中的“评法批儒”。胡适当年评论法家“李斯的焚书政策只是要扫除一切‘非愚即诬’的书籍,叫人回头研究现代的法律制度,上‘以法为教’,下‘以吏为师’。……翻成今日的语言,这种政策不过等于废除四书五经,禁止人做八股,教人多研究一点现代的法律、经济、政治知识。这有什么稀奇呢?我们至多不过嫌李斯当日稍稍动了一点火气,遂成了一种恐怖政策……”(20)胡适对“恐怖政策”还有一个“嫌”字,到了70年代,在变换了的历史背景下,学界则只有一个“赞”字可说。从这翻案的频繁,可见从清代开始,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一直处于变动不安的状态之中。

三、正统与“合题”

跟胡适相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价值观是正统的,这一点冯氏自己也不否认。但他强调,这个“正统”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黑格尔正、反、合中的‘合’。以对待中西文化态度的区分为准,“正”是以传统文化衡量外来文化,“反”是以新文化批判旧文化,“合”则是对中西文化作相互阐明。冯友兰在评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时曾举例说:“哲学家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批判中国哲学的书,而不是一本中国哲学的历史书。中国哲学中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道家受到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的批判和怀疑……我们在读胡适的书时,不能不感到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全部观点是错误的。”他的“合”正是要纠正胡适的“反”。(21)

胡、冯的学术的区别,多根源于两者立场的不同。除方法上有汉、宋学风之分外,还有其它问题的对比可以列举。例如,关于哲学史的目的,胡适定为明变、求因与评判,实际上是寻求思想变迁同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着眼点是历史知识;冯友兰则更重视通过它去揭示一个民族的精神信念,他把哲学史对通史的意义喻为“画龙点睛”。两种哲学史体例的不同,也很有意思。冯说:“写的哲学史有两种体裁:一为叙述式的;一为选录式的。西洋人所写之哲学史,多为叙述式的。用此方式,哲学史家可以尽量叙述其所见之哲学史。……中国人所写此类之书几皆为选录式的;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即黄宗羲所著之宋、元、明哲学史……”前者的缺点在于,读者易为著者的见解所蔽;后者的问题是作者难以表达自己系统的见解。(22)胡适的“大纲”基本上是叙述式的写法,究其原因,是他不认同于传统的观点,需要用外来的观念对材料作“整理”,以便对象能成“体统”,可资利用,所以要用一种作者以我为主的方式。冯友兰则相信中国哲学本身就是成系统的,不过这一系统不是表现在陈述、推理的形式上,而是在思想实质方面。他的任务是要借助形式的功夫,让思想实质显示出来。因此,他的哲学史则兼顾两种体例的特点,既显示其调和的性格,也可知其对传统有更多的体认。

冯友兰当然也有其西方哲学背景,他也把孔、孟、荀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作类比,不过他借用的西学,不是胡适认同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而是理性主义及实在论。他与胡适的共同点是讲究逻辑,要求思想清晰,但他承认且重视不可实证的观念的东西的价值。以讲庄子为例,胡适只是注意其出世主义与相对主义对社会与学术进步的阻碍。唯一的赞扬是发现庄子有生物进化论的思想,但后来觉得那只是一种循环论,又把这一评价收回了。冯友兰着眼的是庄子的自由意识以及神秘主义的特征:“庄学中之社会政治哲学,主张绝对的自由,盖惟人皆有绝对的自由,乃可皆顺其自然之性而得幸福也。主张绝对的自由者,必主张绝对的平等,盖若承认人与人、物与物间,有若何彼善于此,或此善于彼者,则善者应改造不善者使归于善,而即也不能主张凡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矣。庄学以为人与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故亦以为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凡天下之意见,皆无不对。”(23)冯氏还用詹姆士的“纯粹经验”诠释庄子的神秘主义,并将其同孟子相比较,揭示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而对胡适所盛赞的更重视经验、自然及实证的王充、戴震,冯的评价便低调得多:“《论衡》一书,对于当时迷信之空气,有摧陷廓清之功:但其书中所说,多攻击破坏,而少建树,故其书之价值,实不如今人想象之大也。”(24)“东原之学,实有与宋儒不同之处;但东原未能以此点为中心,尽力发挥,因以不能成一自圆其说之系统。此东原之学,所以不能与朱子阳明等匹敌也。”(25)冯友兰的衡量尺度是哲学,着重的不只是是否正确,还在乎是否深刻、系统。

哲学史的“外在解释”主要是历史研究,“内在解释”则是哲学研究。“内在解释”是冯氏工作的特色所在,他自称是继承宋学的方法,“注重于文字所表的义理的了解、体会”。(26)最能显示冯著这种治学特色的,是其对宋明理学的阐释。陈寅恪在对该书的审查报告中说:“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27)所谓西洋哲学主要是指实在论的观点,下面择要看他对“太极”、“理”、“气”的解释:

以现在哲学中之术语言之,则所谓形而上者,超时空而潜存(Subsist)者也;所谓形而下者,在时空而存在(Exist)者也。超时空者,无形象可见。故所谓太极,“不是说有个事物光辉辉地在那里。”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朱子云:“无极而太极,只是说无形而有理。”(28)

理世界为一“无形迹”之“净洁空阔底世界。”理在其中,“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此其所以为超时空而永久(Eternal)也。此具体的世界为气所造;气之造作必依理。如人以砖瓦木石建造一房;砖瓦木石虽为必需,然亦必须先有房之形式,而后人方能用此砖瓦木石以建筑此房。砖瓦木石,形下之器,建筑此房之具也;房之形式,形上之理,建筑此房之本也。及此房成,而理即房之形式,亦在其中矣。(29)

这种阐明或者诠释的方法,实质上可以称为“圆理”的方法。它是用一种更容易理解,更有说服力的论述方式,使经典上的内容看起来更合理,包含的意义显得更丰富,同我们的生活经验联系更密切。这解释得来的意义,未必是原作者心目中所有的,但至少在逻辑上是不冲突的。要赋予经典的思想有更普遍化意义,逻辑上必须把对象抽象化。这同胡适的“剥皮”主义又是形成对照。胡的兴趣是把抽象还原成具体,他最不喜欢的东西中,一定包括有“抽象”。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他反对谈“主义”的理由之一就是它“抽象”。冯友兰则深谙此道,而且终生坚持,即使是在说理最麻烦的情况下也如此。他在1958年发表的那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就是对这种立场的再次表现:

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的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过去我个人,对于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问题,差不多完全注意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当然是不对的。近几年来,我才注意到这些命题的具体意义。当然,注意具体意义是对的,但是只注意具体意义就不对了。在了解哲学史中的某些命题时,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们的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够全面的。(30)

这篇文章虽然也举了象“天下为公”一类认知性质的例子来说明其观点,但他真正想说的问题是,如孔子的“爱人”、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之类的命题,应该在悬括其具体意义,即阶级属性的情况下,继承它的抽象意义,即把“人”当人类,把“尧舜”当道德完善的人看待。这确是他前期正统观点的委婉申辩,后来发表的《论孔子》、《再论孔子──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便是这一意向的明朗化。冯友兰把抽象与具体两方面说得很辩证,有点又想寻求“合题”的味道。冯氏虽用瓶与酒来说明其对新旧问题的立场,其实,无论是“旧瓶新酒”(《中国哲学史》),还是“新瓶旧酒”(“新理学”),都是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来找“合题”的表现。这反映出他在文化传统急变迁时代那种“旧邦新命”的价值立场,只是相对于更激进的人士来说,他才是保守的。

四、意识形态的更叠

在二十、三十年代,分别是胡适、冯友兰的“哲学史”版本走红,但从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以后,这一领域便是侯外庐的解释独领风骚。侯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围绕着《中国思想通史》的集体写作而形成。侯氏称自己(包括主编)的作品为思想史,那不是因为他要否定哲学史,相反,是要把哲学史置于更大的背景中来处理,这可以看作对哲学史的一种解释方式。而且,他选择的方式同其对胡、冯的看法很有关系。侯外庐及其同道一开始就自觉把胡适特别是冯友兰当作对手,他晚年回忆说:“我细细研究过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所论及的每一个人物,在写《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时,对冯友兰所肯定的人物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例如对孔子、孟子、特别是老子,都是例子。”“我反对冯友兰的唯心主义,也反对胡适的实用主义。胡适所论及的思想家、哲学家,我都逐一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胡适推崇墨子,我对墨子的评价也不低,我认为墨子在知识论和逻辑学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唯物主义者。胡适捧戴震,我也肯定戴震。”但出发点不一样。(31)

虽然侯氏把胡、冯都当作对手,其实比较一下就知道,在对思想人物的褒贬方面,侯、胡的一致性远大于胡、冯之间的一致性。除墨子、戴震不说,还有对庄子、对董仲舒、对王充、以及对许多理学与反理学人物的评价,差不多都是这样。侯外庐说:“胡适、冯友兰等人研究两汉以后思想家、哲学家,只偏重于儒学诸家,而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家,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32)其实,如果把“唯物主义”换一种说法,叫实验主义或功利主义,胡适也不会有异议。其背后的原因是:无论胡还是侯,两者都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他们所依托的价值体系都是西方的,而且是倾向于西学中讲实用、讲经验、讲科学的那种传统,这是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五四”以来共同分享的思想源泉;同时,他们主要都采取一种历史的方法,即用“外在解释”的方法处理思想史上的对象,固其所见自然会有略同之处。

方法与立场是相联系的。知识社会学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区分对思想现象的“内在解释”(intrinsicinterpretation)和“外在解释”(extrinsicinterpretation),前者是意识形态的,后者是社会学的。在“内在解释”中,解释者在对象预设的思想框架中工作,他只能就理论谈理论,就观念论观念,不能揭露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其结果已被假定的前提所控制;“外在解释”要求解释者跳出对象设定的框框,分析最终影响这些观念或理论的社会背景,从而揭露对象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知识社会学所应采取的方法。这种主张是曼海姆(KarlMannheim)在吸收马克思和韦伯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33)两种解释同前面的两种划分是对应的,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反传统主义者要从历史入手解释思想。只有把观念还原为实际,才能揭下其普遍性的假面具。胡适的“剥皮”主义固然如此,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分析法更是这样。思想有理由,也有原因。理由是用以说服人的,原因则是思想的动机,两者不是一回事。外在解释的关键就是要寻求、揭示隐蔽着的思想的动机,它假定这种隐而不露的动机同其赖以产生的环境、归根到底即是特定利益是相联系的。

与侯外庐同一阵营的赵纪彬,其《论语新探》正是通过还原观念的具体意义对思想作“外在解释”的例证。在该书的《释人民》篇中,他借考据方法,区分出春秋时代“人”和“民”具有不同的涵义,前者属于统治阶级,后者属于被统治阶级,力图以此抽空冯友兰“仁者爱人就是爱一切人”的说法的根据。而在《人仁古义辨证》中,他又针对冯氏“孔子从‘仁’发现了‘人’”的观点,以文字学的资料推出思想史的结论:“文字史上此种从‘人’到‘仁’的发展顺序,乃由于春秋过渡时期,……引起‘人’的阶级分裂,社会矛盾复杂化,遂从‘人’字孳生出‘仁’字,以为调和‘人’的阶级内部矛盾的工具。”(34)这种以考据揭示传统哲学范畴的本义,从而分析其思想史功能的方法,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将抽象语言还原为普通语言的原则:“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35)

侯外庐将其思想方法,“用今天的话明白地概括起来,就是: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和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和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有时也会出来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36)侯外庐是带着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动机进入学术领域的,他所概括的是一个后来在学界具有支配地位的学派的观点。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多数中国哲学史教材,基本上没超出其框架。当冯友兰小心翼翼地提出他的“抽象继承法”时,是在他已经向唯物史观作了妥协的前提下的一种也许是“忠谏”的表现,但时势不可能向他让步,所以他招来一些他会觉得是不可理喻的批判。

侯外庐坚持要与胡适划清界线,他与胡适的不同,不在其否定方面而在其肯定方面:“胡适派专门干混淆历史的把戏,常把中国的旧唯物论和美国的‘实用主义’唯心论涂抹在一起,进行他的‘媒婆’任务。我们须严格地把二者区别开来。”(37)胡适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与经验主义的思想方式,导致他没有对历史提出一个完整的解释系统,因此,当他要把思想还原为历史时,他的叙述是零碎、不成系统的。而侯外庐则在吸收了三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成果的基础上,又对中国社会历史性质形成个人相对独立的见解,在这一前提下叙述的思想史,总体上自然有不同的面貌,更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例如,他以自己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理解为前提,分析中国古代史的特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和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贤人”(区别于古希腊的“智者”)风格,是自成一格的。再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解释为例,可以看出胡、侯两者价值取向的不同。同样是肯定它,胡适看到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侯外庐强调的则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前者寻求的是科学,后者赞颂的则阶级觉悟与阶级斗争。

思想史可以包含哲学史,但思想与哲学有些地方不一样,思想可以为大众拥有,哲学必须是专家的事业。思想史可以叙述和解释那些未必有价值,但它在历史上发生影响的思想,哲学史则得选择那些比前人提供更新的见解、而且思考相对系统的思想,正如冯友兰所强调的。至少,它是优先原则。但与意识形态体系配合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区分与评价原则,没法说明思想的深刻与肤浅。特别是当它的外延被无限放大以后,说一句合乎常识的话,可能就会被封为“唯物主义”者而得到“优待”。这种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侯著中,但运用这种范式的“哲学史”著述必定会有这种问题。后来终于产生了做农民领袖哲学的文章这种现象。还有,由于这个框架是西洋近代哲学中的问题,与中国传统的义理问题难对上号,于是又发生了同一个作者对同一个对象先后交替使用相反的帽子这种尴尬的现象。这导致这种研究也陷入困境。对这种“外在解释”本身,看来也需要作一种“外在解释”。

五、回归“内在解释”

对胡、冯、侯三个哲学史研究范例的论析,我们可以看到,本世纪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才产生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演变,是一个对传统知识谱系进行不断改写的过程。其实在被解释的传统学术内部,也有这样的情形,如宋学与汉学对孔、孟思想的不同解释。所不同的是“哲学史”不同版本所依托的西学背景,不但程度深浅不一,而且选择类型也有区别。如冯比胡、侯,对西洋思想接受的程度就浅得多,或者说是正统得多。而胡、侯虽然在反传统方面一致之处较多,但五十年代以后,各自所依托的体系,恰好处在意识形态对立最尖锐的位置上,固后者得尽力同前者划清界线。所以,这个学科的进展,主要不是取决于史料鉴别的能力或叙述内容的确切程度。虽然这一要求是公共承认的,但只是最基本的。这不同版本的更替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学界甚至是社会的价值选择。这是一种“外在解释”的观点。

因此,唯物、唯心的模式在八十年代受质疑并逐渐退埸的现象,便不能仅仅看作学理漏洞的问题,而要将其同从这一时期开始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考察。这是特定模式的“外在解释”的退化,并不意味着一般“外在解释”方法的被放弃。因为新的反传统声浪正在掀起,只要是反传统,“剥皮”主义就会派上用场。它甚至可以被运用到分析“”的意识形态上来,这主要表现在思想史或所谓传统文化研究中。与此同时,冯友兰过去成果的重新被评价,港台新儒家在大陆的流行,体现着“内在解释”方法再次受重视,至少在哲学史行当内是这样。现代新儒家治宋学最专精,牟宗三在其《心体与性体》中,为自己提出了解宋学义理之任务时说:“了解有感性之了解,有知性之了解,有理性之了解。仿佛一二,望文生义,曰感性之了解。义义厘清而确定之,曰知性之了解。得其系统之原委,曰理性之了解。”(38)这“理性之了解”实也系为“圣学”“圆理”的方法。这两种解释所体现的立场是冲突的,但差不多又同时流行。正面评价的话,是意识形态松动后,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结果;反之,则会看作“”后学界对社会以至文化价值一时没有共识的表现。

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思想史版本是李泽厚的。他声称其工作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探索,而对这一“结构”分析的结果,他喜欢用“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句式来说明问题的所谓“两重性”。这两重性,往往是分别采取具体与抽象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揭示的,以其对宋明理学的评论为例,当他表达否定方面时,可以现代意识形态的某些口号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原为封建名教的衍生物;而要肯定的地方,则抽象出达到“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的水平。(39)他的真正兴趣在后者,很“辩证”的说法,是思想过渡的痕迹。再往后,特别是经历震荡后的九十年代,学界对传统的同情态度不断得到加强。

把哲学研究称“内在解释”,而把历史研究称“外在解释”,只是哲学史学科内的划分法。前者虽然对传统有基本的认同,但它不同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某种西方哲学的范畴甚至思考方式,才能进行。对传统价值的特殊性有更深体认的话,可以抛开外来的框架,象上面提及的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叙述、解释也自成一体。而思想史研究也有个内外问题,现代新儒家中以思想史名家的徐复观就强调要以概念而非名物作研究对象:“凡可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必是有他的基本概念,以作为其出发点与归结点。此种基本概念,有的是来自观照,有的是来自解析。尽管其来源不同,性格不同,但只要他实有所得,便可经理知的反省而使其成一种概念。概念一经成立,则概念本身必有其合理性、自律性。合理性、自律性之大小,乃衡断一家思想之重要准绳。”(40)余英时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时也提出有关内外理路的区别问题,在指出章太炎的“反满说”与侯外庐的“市民阶级说”对解释清学兴起的局限后,他说:“无论是政治的解释或是经济的解释,或是从政治派生下来的反理学的说法,都是从外缘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所以在外缘之外,我们还特别要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41)这也就是知识社会学所说的认同于对象所预设的前提的“内在解释”。九十年代已来复兴学术史的努力,便可以基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是随胡适继“汉学”,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同国际学术“接轨”;另一是效钱穆,同情宋学,强调中国学术思想体系的特殊性,避免中国学术太洋化。

毫无疑问,“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各有其思想或知识上的价值,哲学史同思想史、学术史的关系也不那么容易厘清,还是回到哲学史上来。现在问题的提法,恐怕不是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是否成立,而是如何成立。关键是为其思想功能定位,即其发展应当有利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有两种倾向不应提倡:一是对哲学问题采取非哲学的研究方式,这在有些学科如思想史,也许是没有问题的,但它无助于提高哲学思考的水平;另一是把非哲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强行作“哲学分析”,其结果是降低传统思想在现代读者心目中的声誉。而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思想传统,必须注意并不只有哲学史一途,还可以作哲学研究。前者把对象看成历时态的,不必多说;后者则处理为共时态的,例如,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冯友兰的“新理学”,还有庞朴近年来的中国智慧探究,“文本”可以是一篇著作,一个学派,甚至是整个传统,都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对话、诠释或者重构,其创获不是哲学史,而是哲学。这会有利于打开哲学发展的途径,哲学史的建设,最终目的不是回顾历史,而是解释生活,表达理想。胡适当年的愿望是,在中国资料与西洋学说结合的基础上建立新哲学,冯友兰则以“新理学”作了自己的尝试。为了现代中国的哲学发展,这才是“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在本世纪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有力理由。

注释: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胡知学术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至12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至3页。

3、同注1,第28页。

4、同注2,第8页。

5、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6、《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页。

7、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转引自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57页。

8、参阅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页。

9、见蔡元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1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14页。

11、胡适:《中国哲学的线索》,《胡适学术文集》上册,第520页。

12、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773页。

13、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1082页。

14、同上,第1083页。

15、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9至198页。

16、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至71页。

17、同上,第73页。

18、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57页。

19、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772页。

20、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胡适学术文集》上册,第329至330页。

21、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5至289页。

2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2页。

23、同上,第288页。

2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588页。

25、同上,第1008页。

26、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23页。

27、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2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896页。

29、同上,第905页。

30、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7页。

31、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24至125页。

32、同上,第280至281页。

33、参阅KarlMannheim,`TheIdeologicalandSociologicalInterpretationofIntellectualPhenomena`,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pp.116—31.

34、赵纪彬:《论语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转引自《论语新探》,第31页。

36、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67页。

37、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页。

38、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序》。

39、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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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胡适、冯友兰及侯外庐的学术成果为范例,分析“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响其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个论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学的冲击,激起中国学人重估传统价值的热情,从而使哲学史研究成为达致这种思想努力的问学途径,同时也导致对传统学术谱系的重新改写。胡适的哲学史编纂,就是他对传统做翻案文章的一种实践,其汉学根底和经验主义倾向,导致其成果具有显著的史学性格而缺乏哲学意蕴。冯友兰相反,他自觉站在“正统派”的立场上,重视宋明义理之学,且引西方理性主义为同道,其努力具有从观念系统上重建传统价值的意义。而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政治观点虽与胡适不同,但由于两者共同分享着“五四”反传统,重科学的思想资源,故双方对研究对象的褒贬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不过,侯氏一派将哲学史纳入社会史解释框架中,叙述更系统,意识形态功能更强。作者借鉴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揭示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两种方法,指出“外在解释”主要导向思想史成果,而对哲学史的建设来说,则应加强“内在解释”的工作。

一、“哲学史”这学问

中国哲学史现在是很堂皇的学术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内构筑起来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这样确定,连是否有其坚实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问题。因为传统只有经史子集,或词章、义理、考据及经世的划分,就是没有叫做“哲学”这样的东西。比较与之相邻的史学或哲学就知道,哲学史所处的位置,开始是有些尴尬的。史学在传统就是显学,现代继续存在史学,自然不是问题;哲学过去即使没有,但可学社会学、人类学,直接从西学中引进。但如果本来就没有哲学,而有人竟要来写哲学史,在另一些人看来,那就有点是无稽之谈了。对于这种“无中生有”、“强为之容”的现象,必须从整个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背景来理解。

胡适、冯友兰在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有关论著影响最大,可以看作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们如何为“中国哲学史”正名也许能说明些问题。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导言中先为哲学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哲学包括的门类有:

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依此,“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便成了哲学史。”(1)他的哲学史目的有三个,即明变、求因和评判。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开篇即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要了解其意义,不能靠一个定义,而是要知道其一般的内容。希腊人把哲学分成物理学(Physics)、伦理学(Ethics)与论理学(Logic)三大部,柏拉图以后一般又分为下列三大部:

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ATheoryofWorld),

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ATheoryofLife),

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ATheoryofKnowledge)。

接着,他又分别把宇宙论分为本体论(Ontology)与“宇宙论”(Cosmology),人生论分为心理学与伦理学政治社会哲学,知识论分为“知识论”(Epistemology)与论理学各两部分。哲学史便是对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类型思想的整理。(2)

胡、冯二氏对哲学界定的宽严并不一样,对哲学问题关注的焦点也不一样,胡着重的是“怎么样”,冯则是“什么”。但有个共同点,就是以西学为衡量中学的尺度。胡适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3)不过,为何要用西方哲学作为整理、评判中国思想学术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这个问题胡适没明说,也许他认为是自明的。冯友兰则这样回答:

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就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4)

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传统学术纳入现代西方文化体系的框架中来理解。金岳霖说:“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5)这不是学理的裁判,而是历史情势造成的问题。它是近代中西接触以来,西方势力有效扩张所导致的。读读严复在上个世纪末那些中西比较的文章,尤其是那篇《救亡决论》,就知日后的所谓“会通”中,西学主宰中学已成定局。在激于时势,愤而指斥中学的“无实”、“无用”之后,严复说:“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为之‘学’。”“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6)事实上,多数中国人所了解的“各种近代学问”,就社会科学而言,基础是严复所翻译的八大名著所奠定的,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法、社会、以及逻辑诸学科,有力地影响了以后的学科观念。即使象王国维,前期研究哲学,要“论性”、“释理”、“原命”,也无不拿西洋哲学为分析、评判框架。只不过他喜欢的西洋对象与严复不一样而已。而严复着力推介的进化论、经验主义及归纳法,直接影响了胡适。胡适关于哲学史的界定有两个关键词:根本与方法。他用西方哲学框架剪裁中国学术,实则是承严复的思想脉络,从根本上重估中国文化体系的尝试。

如果不是重估或重构传统价值体系的潜在要求,中国古代学术也非必借助西方哲学整理不可。远的如黄宗羲等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就是“义理之学史”。近的如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参照西学,叙述也自成一系统。其晚年完成的《朱子新学案》,也沿用传统的学案体,避免用西哲概念。他是自觉的:

哲学一名词,自西方传译而来,中国无之。故余尝谓中国无哲学,但不得谓中国人无思想。西方哲学思想重在探讨真理,也不得谓中国人不重真理。尤其如先秦诸子及宋明理学,近

代国人率以哲学称之,也不当厚非。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究有其大相异处,是也不可不辩。(7)

据说,这是他晚年勉强使用“哲学”一词时的说明。钱氏强调中国学术的特殊性,同他强调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独特性是相联系的。冯友兰虽然自称“正统派”,但相比之下,钱穆的保守主义精神更强。到了晚年,他仍对“礼”与“家”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念念不忘。(8)只有强调文化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人,才可能做用一种系统解释另一种系统的工作。事实上,不但胡适是持普遍主义立场的人,冯友兰也不例外,他的“新理学”要“别共殊”,认为中国社会的前途应从生产家庭化走向生产社会化,正是肯定文化也有普遍性一面。

但是,普遍主义只是一种理想,即使是西方文化价值,它本身也是多元的。因此,西学背景的不同,对传统理解及态度的不同,都会导致使用方法及研究结论的不同。所以冯友兰承认,哲学史永远有重写的可能。这样,近百年来才产生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就只能看作是研究者依不同的思想背景对传统学术谱系进行改写,并在这种改写中塑造现代价值体系的思想行为。所以,在这个世纪末,我们有必要重读已被写成的各种“哲学史”。分析“中国哲学史”同传统学术的关系以及“中国哲学史”内部知识谱系的演生层次,从而也从一个侧面透视现代意识形态的塑造过程。

二、做翻案文章

首先要读胡适。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而之所以有此成就,是因为他既对西洋哲学史很有心得,又能兼治“汉学”。(9)胡适自己也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这两大潮流汇合以后,中国若不能产生一种中国自己的新哲学,那就真是辜负了这个好机会了。”(10)然而,胡适对哲学史的方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也许更能显示其结合西学与汉学的特色:

我平日喜欢做历史的研究,所以今天讲演的题目,是《中国哲学的线索》。这个线索可分两层讲。一时代政治社会状态变迁之后,发生了种种弊端,则哲学思想也就自然发生,自然变迁,以求改良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弊端。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外的线索是很不容易找出来的。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外的线索只管变,而内的线索变来变去,终是逃不出一定的路径的。(11)

如果我们把这两条线索的探究称做“外在解释”与“内在解释”,胡适主要走外在解释一路。汉学家训诂、考据的方法,不仅帮助他下功夫确定文献的真伪及价值,而且有利于其探究文献产生时代的社会状态。《中国哲学史大纲》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讨论这类问题,故冯友兰也承认他的这一长处。而进化论的观念以及从杜威的实用主义那里学来的历史的方法,使他不会陷于传统汉学那种就事论事的静态的眼光,从而掌握了一种整体的、演进的处理手法。

胡适的哲学史研究,是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的“输入学理、研究问题、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工作的一种实践。关于“新思潮的精神”,他写文章时沿用尼采的说法,叫“重估一切价值”。具体点说,就是对过去的风俗制度、圣贤教训、大众信仰持一种评判,即怀疑的态度。用流行的说法,就是“反封建”或“反传统”。学术方法的运用系思想立场支配的结果,而“疑古”正是立场与方法结合的表现。

“疑古”源于清代汉学,开始是有些学者用考据的方法辨别伪经,后来发展到疑史。清末的康有为集疑古之大成,以辨伪的名义宣称近二千年来被历代奉为圣宪的古文经典,是东汉刘歆等人别有用心伪造出来的。康氏疑经的目的在于疑政,辨伪是为其改制的行为造舆论。他的政治立场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遭批判,但其疑古的观点对民初学界很有影响,胡适与顾颉刚都提到这一点。胡适是古史辨派的精神领袖,其哲学史不从三皇五帝而从《诗》三百篇开始,正是做出疑古的表率。

所谓价值重估就是做翻案文章,疑古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史实无可怀疑的情况下,还有意义的重新估量问题。就哲学史而言,胡适怀疑的问题,大的方面归纳起来有三点:孔子及其思想的神圣性,儒家及其道统观的合理性,非经验的心性问题的有用性。在《先秦名学史》中,胡适说:“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儒学曾经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敌对的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灿烂群星中的一颗明星,那末,儒学的被废黜便不成问题了。”(12)这样,他不仅要怀疑正统的价值和理想,还要发掘和表彰那些被贬斥或被埋没的非主流的思想人物。这也是翻案。例如,赞扬与儒家对立的具有经验主义倾向且有逻辑意识的墨家,表扬反董仲舒的自然主义者王充,介绍一连串反理学的思想家。特别是撰写《戴东原的哲学》,这大概是胡适所写的最有哲学味道的哲学史论文了。

在《戴东原的哲学》中,胡适附论阮元时评论其《性命古训》等有关性论著作的方法论说:“阮元是有历史眼光的,所以指出古经中的性字,与《庄子》的性字不同,更与佛书中的性字不同。这种方法用到哲学史上,可以做到一种‘剥皮”工夫。剥皮的意思,就是拿一个观点,一层一层地剥去后世随时渲染上去的颜色,如剥芭蕉一样。越剥进去,越到中心。”(13)“阮元是一个剥皮的好手。他论性,论仁,都只是要把一个时代的思想归还给那一个时代;都只是要剥去后代涂抹上去的色彩,显出古代的本色。”(14)这是一种抽象还原为具体,观念还原为历史的方法,其视角是历史而非哲学的。它同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学说所用的思想方法完全一致,此即“凡是一件史实,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的。”胡适当时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中就径直称其为“剥皮主义”。(15)所以,胡适“说儒”,关于儒的来历的故事说得有声有色,而关于儒的思想则无甚精彩可言。他用迷信的孝子出丧时的装扮来比喻性命一类观念,主张用“剥皮”的办法让其现原形,所得成果自然可想而知。

深受胡适影响的傅斯年,写《性命古训辨证》,认为阮元之作“实为戴震《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两书之后劲,足以表显清代所谓汉学家反宋明理学之立场者也。”“阮氏聚积诗书论语孟子中之论性命字,以训诂学的方法定其字义,而后就其字义疏为理论,以张汉学家哲学之立场,以动摇程朱之权威。夫阮氏之结论固多不能成立,然其方法则足为后人治思想史者所仪型。其方法唯何?即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是也。”(16)

然傅氏又说:“语言的观点之外,又有历史的观点,两者同其重要。用语言学的观点以识性命诸字之原,用历史的观点所以疏性论历来之变。”(17)他的“辨证”循此而成为借思想的分析去透视历史发展的研究。这自然是胡适倡导的戏路。后来徐复观便讥其为清代考据学同西洋经验主义的末梢相结合的“洋汉学”:

清代考据,本是工具之学,但他们无形中以工具代替目的,以名物否定思想。自标汉学,以打击宋明理学为快意,却把中国文化的精神完全埋没了。此一风气,与近代经验主义的末梢趣向,有其相同,于是两相汇合而形成‘洋汉学’

,其特点是不承认文化的精神作用,而实则系表明其精神之为一睡眠状态。(18)

胡适并非只是从否定的立场看待中国传统,也非不对中国哲学作“内在解释”,只不过由于其自身的哲学甚至文化立场的偏狭,导致他在这方面创获的限制。早在《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他就透露出其选题的动机同这样的问题有关:“我们在那里能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使我们能在新旧文化内在调和的新基础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学和哲学?”(19)在胡适的心目中,中国文化的缺陷在于缺乏科学的思想方法和逻辑,而先秦诸子已有这样的思想萌芽,分析及表彰这些内容,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接受西方文化,从而创造自己的新文化。50年代末,他又在“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上,提交一篇题为《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论文。文中除列举象老子、王充一类的自然主义观点外,还特别叙述了从朱熹到清代汉学的考据学传统。强调他们的方法是科学的,同西方相比,只不过它的应用对象是历史文献而非自然现象而已。

这种“科学情结”当然是严复以来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共有的,它本身不是问题。只是当胡适以它为单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后,才显得比较偏颇。按这个框架,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及宋明理学(除朱熹的“格致”说外),就会因其无实用价值而落在其哲学史视野之外,所以其中国哲学史研究,基本上不触及最有中国哲学特点的哲学内容。这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理学不写,反理学的思想家则如数家珍。反过来,他所津津乐道的逻辑和科学方法又确是中国文化的弱点所在。如果以此代表中国哲学,只能给人一个很糟糕的印象。即使把考据学说得再“科学”也无济于事。也许是这一思想困境,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后,胡适续写下来的著作,便叫《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而这个长编还未到玄学便又嘎然中止了。胡适的历史眼光很犀利,但哲学品味则很少人恭维,改入思想史研究,可能较易藏拙。

不过,胡适的好“翻案”可谓承前启后,在他之前是“汉学”,从古文到今文,莫不如此。从他以后是西学,西学中又有比他翻案更彻底的,如“”中的“评法批儒”。胡适当年评论法家“李斯的焚书政策只是要扫除一切‘非愚即诬’的书籍,叫人回头研究现代的法律制度,上‘以法为教’,下‘以吏为师’。……翻成今日的语言,这种政策不过等于废除四书五经,禁止人做八股,教人多研究一点现代的法律、经济、政治知识。这有什么稀奇呢?我们至多不过嫌李斯当日稍稍动了一点火气,遂成了一种恐怖政策……”(20)胡适对“恐怖政策”还有一个“嫌”字,到了70年代,在变换了的历史背景下,学界则只有一个“赞”字可说。从这翻案的频繁,可见从清代开始,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一直处于变动不安的状态之中。

三、正统与“合题”

跟胡适相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的价值观是正统的,这一点冯氏自己也不否认。但他强调,这个“正统”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黑格尔正、反、合中的‘合’。以对待中西文化态度的区分为准,“正”是以传统文化衡量外来文化,“反”是以新文化批判旧文化,“合”则是对中西文化作相互阐明。冯友兰在评论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时曾举例说:“哲学家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批判中国哲学的书,而不是一本中国哲学的历史书。中国哲学中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道家受到了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的批判和怀疑……我们在读胡适的书时,不能不感到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全部观点是错误的。”他的“合”正是要纠正胡适的“反”。(21)

胡、冯的学术的区别,多根源于两者立场的不同。除方法上有汉、宋学风之分外,还有其它问题的对比可以列举。例如,关于哲学史的目的,胡适定为明变、求因与评判,实际上是寻求思想变迁同社会变迁的因果关系,着眼点是历史知识;冯友兰则更重视通过它去揭示一个民族的精神信念,他把哲学史对通史的意义喻为“画龙点睛”。两种哲学史体例的不同,也很有意思。冯说:“写的哲学史有两种体裁:一为叙述式的;一为选录式的。西洋人所写之哲学史,多为叙述式的。用此方式,哲学史家可以尽量叙述其所见之哲学史。……中国人所写此类之书几皆为选录式的;如《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即黄宗羲所著之宋、元、明哲学史……”前者的缺点在于,读者易为著者的见解所蔽;后者的问题是作者难以表达自己系统的见解。(22)胡适的“大纲”基本上是叙述式的写法,究其原因,是他不认同于传统的观点,需要用外来的观念对材料作“整理”,以便对象能成“体统”,可资利用,所以要用一种作者以我为主的方式。冯友兰则相信中国哲学本身就是成系统的,不过这一系统不是表现在陈述、推理的形式上,而是在思想实质方面。他的任务是要借助形式的功夫,让思想实质显示出来。因此,他的哲学史则兼顾两种体例的特点,既显示其调和的性格,也可知其对传统有更多的体认。

冯友兰当然也有其西方哲学背景,他也把孔、孟、荀同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作类比,不过他借用的西学,不是胡适认同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而是理性主义及实在论。他与胡适的共同点是讲究逻辑,要求思想清晰,但他承认且重视不可实证的观念的东西的价值。以讲庄子为例,胡适只是注意其出世主义与相对主义对社会与学术进步的阻碍。唯一的赞扬是发现庄子有生物进化论的思想,但后来觉得那只是一种循环论,又把这一评价收回了。冯友兰着眼的是庄子的自由意识以及神秘主义的特征:“庄学中之社会政治哲学,主张绝对的自由,盖惟人皆有绝对的自由,乃可皆顺其自然之性而得幸福也。主张绝对的自由者,必主张绝对的平等,盖若承认人与人、物与物间,有若何彼善于此,或此善于彼者,则善者应改造不善者使归于善,而即也不能主张凡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矣。庄学以为人与物皆应有绝对的自由,故亦以为凡天下之物,皆无不好,凡天下之意见,皆无不对。”(23)冯氏还用詹姆士的“纯粹经验”诠释庄子的神秘主义,并将其同孟子相比较,揭示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而对胡适所盛赞的更重视经验、自然及实证的王充、戴震,冯的评价便低调得多:“《论衡》一书,对于当时迷信之空气,有摧陷廓清之功:但其书中所说,多攻击破坏,而少建树,故其书之价值,实不如今人想象之大也。”(24)“东原之学,实有与宋儒不同之处;但东原未能以此点为中心,尽力发挥,因以不能成一自圆其说之系统。此东原之学,所以不能与朱子阳明等匹敌也。”(25)冯友兰的衡量尺度是哲学,着重的不只是是否正确,还在乎是否深刻、系统。

哲学史的“外在解释”主要是历史研究,“内在解释”则是哲学研究。“内在解释”是冯氏工作的特色所在,他自称是继承宋学的方法,“注重于文字所表的义理的了解、体会”。(26)最能显示冯著这种治学特色的,是其对宋明理学的阐释。陈寅恪在对该书的审查报告中说:“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而治朱子之学,皆有所创获。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27)所谓西洋哲学主要是指实在论的观点,下面择要看他对“太极”、“理”、“气”的解释:

以现在哲学中之术语言之,则所谓形而上者,超时空而潜存(Subsist)者也;所谓形而

下者,在时空而存在(Exist)者也。超时空者,无形象可见。故所谓太极,“不是说有个事物光辉辉地在那里。”此所谓“无极而太极”也。朱子云:“无极而太极,只是说无形而有理。”(28)

理世界为一“无形迹”之“净洁空阔底世界。”理在其中,“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此其所以为超时空而永久(Eternal)也。此具体的世界为气所造;气之造作必依理。如人以砖瓦木石建造一房;砖瓦木石虽为必需,然亦必须先有房之形式,而后人方能用此砖瓦木石以建筑此房。砖瓦木石,形下之器,建筑此房之具也;房之形式,形上之理,建筑此房之本也。及此房成,而理即房之形式,亦在其中矣。(29)

这种阐明或者诠释的方法,实质上可以称为“圆理”的方法。它是用一种更容易理解,更有说服力的论述方式,使经典上的内容看起来更合理,包含的意义显得更丰富,同我们的生活经验联系更密切。这解释得来的意义,未必是原作者心目中所有的,但至少在逻辑上是不冲突的。要赋予经典的思想有更普遍化意义,逻辑上必须把对象抽象化。这同胡适的“剥皮”主义又是形成对照。胡的兴趣是把抽象还原成具体,他最不喜欢的东西中,一定包括有“抽象”。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他反对谈“主义”的理由之一就是它“抽象”。冯友兰则深谙此道,而且终生坚持,即使是在说理最麻烦的情况下也如此。他在1958年发表的那篇引起广泛争议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就是对这种立场的再次表现:

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的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过去我个人,对于中国哲学史中的有些问题,差不多完全注意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当然是不对的。近几年来,我才注意到这些命题的具体意义。当然,注意具体意义是对的,但是只注意具体意义就不对了。在了解哲学史中的某些命题时,我们应该把它的具体意义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但是它们的抽象意义也应该注意,忽略了这一方面,也是不够全面的。(30)

这篇文章虽然也举了象“天下为公”一类认知性质的例子来说明其观点,但他真正想说的问题是,如孔子的“爱人”、孟子的“人皆可为尧舜”之类的命题,应该在悬括其具体意义,即阶级属性的情况下,继承它的抽象意义,即把“人”当人类,把“尧舜”当道德完善的人看待。这确是他前期正统观点的委婉申辩,后来发表的《论孔子》、《再论孔子──论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便是这一意向的明朗化。冯友兰把抽象与具体两方面说得很辩证,有点又想寻求“合题”的味道。冯氏虽用瓶与酒来说明其对新旧问题的立场,其实,无论是“旧瓶新酒”(《中国哲学史》),还是“新瓶旧酒”(“新理学”),都是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来找“合题”的表现。这反映出他在文化传统急变迁时代那种“旧邦新命”的价值立场,只是相对于更激进的人士来说,他才是保守的。

四、意识形态的更叠

在二十、三十年代,分别是胡适、冯友兰的“哲学史”版本走红,但从四十年代后期至五十年代以后,这一领域便是侯外庐的解释独领风骚。侯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围绕着《中国思想通史》的集体写作而形成。侯氏称自己(包括主编)的作品为思想史,那不是因为他要否定哲学史,相反,是要把哲学史置于更大的背景中来处理,这可以看作对哲学史的一种解释方式。而且,他选择的方式同其对胡、冯的看法很有关系。侯外庐及其同道一开始就自觉把胡适特别是冯友兰当作对手,他晚年回忆说:“我细细研究过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所论及的每一个人物,在写《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时,对冯友兰所肯定的人物进行有针对性的批判,例如对孔子、孟子、特别是老子,都是例子。”“我反对冯友兰的唯心主义,也反对胡适的实用主义。胡适所论及的思想家、哲学家,我都逐一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胡适推崇墨子,我对墨子的评价也不低,我认为墨子在知识论和逻辑学上,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唯物主义者。胡适捧戴震,我也肯定戴震。”但出发点不一样。(31)

虽然侯氏把胡、冯都当作对手,其实比较一下就知道,在对思想人物的褒贬方面,侯、胡的一致性远大于胡、冯之间的一致性。除墨子、戴震不说,还有对庄子、对董仲舒、对王充、以及对许多理学与反理学人物的评价,差不多都是这样。侯外庐说:“胡适、冯友兰等人研究两汉以后思想家、哲学家,只偏重于儒学诸家,而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家,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32)其实,如果把“唯物主义”换一种说法,叫实验主义或功利主义,胡适也不会有异议。其背后的原因是:无论胡还是侯,两者都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他们所依托的价值体系都是西方的,而且是倾向于西学中讲实用、讲经验、讲科学的那种传统,这是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五四”以来共同分享的思想源泉;同时,他们主要都采取一种历史的方法,即用“外在解释”的方法处理思想史上的对象,固其所见自然会有略同之处。

方法与立场是相联系的。知识社会学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区分对思想现象的“内在解释”(intrinsicinterpretation)和“外在解释”(extrinsicinterpretation),前者是意识形态的,后者是社会学的。在“内在解释”中,解释者在对象预设的思想框架中工作,他只能就理论谈理论,就观念论观念,不能揭露观念的意识形态功能,其结果已被假定的前提所控制;“外在解释”要求解释者跳出对象设定的框框,分析最终影响这些观念或理论的社会背景,从而揭露对象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知识社会学所应采取的方法。这种主张是曼海姆(KarlMannheim)在吸收马克思和韦伯思想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33)两种解释同前面的两种划分是对应的,这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反传统主义者要从历史入手解释思想。只有把观念还原为实际,才能揭下其普遍性的假面具。胡适的“剥皮”主义固然如此,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分析法更是这样。思想有理由,也有原因。理由是用以说服人的,原因则是思想的动机,两者不是一回事。外在解释的关键就是要寻求、揭示隐蔽着的思想的动机,它假定这种隐而不露的动机同其赖以产生的环境、归根到底即是特定利益是相联系的。

与侯外庐同一阵营的赵纪彬,其《论语新探》正是通过还原观念的具体意义对思想作“外在解释”的例证。在该书的《释人民》篇中,他借考据方法,区分出春秋时代“人”和“民”具有不同的涵义,前者属于统治阶级,后者属于被统治阶级,力图以此抽空冯友兰“仁者爱人就是爱一切人”的说法的根据。而在《人仁古义辨证》中,他又针对冯氏“孔子从‘仁’发现了‘人’”的观点,以文字学的资料推出思想史的结论:“文字史上此种从‘人’到‘仁’的发展顺序,乃由于春秋过渡时期,……引起‘人’的阶级分裂,社会矛盾复杂化,遂从‘人’字孳生出‘仁’字,以为调和‘人’的阶级内部矛盾的工具。”(34)这种以考据揭示传统哲学范畴的本义,从而分析其思想史功能的方法,背后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将抽象语言还原为普通语

言的原则:“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哲学家们只要把自己的语言还原为它从中抽象出来的普通语言,就可以认清他们的语言是被歪曲了的现实世界的语言,就可以懂得,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35)

侯外庐将其思想方法,“用今天的话明白地概括起来,就是:一、社会历史阶段的演进,与思想史阶段的演进,存在着什么关系。二、思想史、哲学史出现的范畴、概念,同它所代表的具体思想,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怎样的先后不同。范畴,往往掩盖着思想实质,如何分清主观思想和客观范畴之间的区别。三、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某一时代个别思想学说的形成,其间有什么关系。四、各学派之间的相互批判和吸收,如何分析究明其条理。五、世界观与方法论相关联,但有时也会出来矛盾,如何明确其间的主导与从属关系。”(36)侯外庐是带着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动机进入学术领域的,他所概括的是一个后来在学界具有支配地位的学派的观点。五十年代以后的大多数中国哲学史教材,基本上没超出其框架。当冯友兰小心翼翼地提出他的“抽象继承法”时,是在他已经向唯物史观作了妥协的前提下的一种也许是“忠谏”的表现,但时势不可能向他让步,所以他招来一些他会觉得是不可理喻的批判。

侯外庐坚持要与胡适划清界线,他与胡适的不同,不在其否定方面而在其肯定方面:“胡适派专门干混淆历史的把戏,常把中国的旧唯物论和美国的‘实用主义’唯心论涂抹在一起,进行他的‘媒婆’任务。我们须严格地把二者区别开来。”(37)胡适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与经验主义的思想方式,导致他没有对历史提出一个完整的解释系统,因此,当他要把思想还原为历史时,他的叙述是零碎、不成系统的。而侯外庐则在吸收了三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成果的基础上,又对中国社会历史性质形成个人相对独立的见解,在这一前提下叙述的思想史,总体上自然有不同的面貌,更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例如,他以自己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独特理解为前提,分析中国古代史的特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和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贤人”(区别于古希腊的“智者”)风格,是自成一格的。再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解释为例,可以看出胡、侯两者价值取向的不同。同样是肯定它,胡适看到的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侯外庐强调的则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前者寻求的是科学,后者赞颂的则阶级觉悟与阶级斗争。

思想史可以包含哲学史,但思想与哲学有些地方不一样,思想可以为大众拥有,哲学必须是专家的事业。思想史可以叙述和解释那些未必有价值,但它在历史上发生影响的思想,哲学史则得选择那些比前人提供更新的见解、而且思考相对系统的思想,正如冯友兰所强调的。至少,它是优先原则。但与意识形态体系配合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区分与评价原则,没法说明思想的深刻与肤浅。特别是当它的外延被无限放大以后,说一句合乎常识的话,可能就会被封为“唯物主义”者而得到“优待”。这种问题不一定出现在侯著中,但运用这种范式的“哲学史”著述必定会有这种问题。后来终于产生了做农民领袖哲学的文章这种现象。还有,由于这个框架是西洋近代哲学中的问题,与中国传统的义理问题难对上号,于是又发生了同一个作者对同一个对象先后交替使用相反的帽子这种尴尬的现象。这导致这种研究也陷入困境。对这种“外在解释”本身,看来也需要作一种“外在解释”。

五、回归“内在解释”

对胡、冯、侯三个哲学史研究范例的论析,我们可以看到,本世纪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才产生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演变,是一个对传统知识谱系进行不断改写的过程。其实在被解释的传统学术内部,也有这样的情形,如宋学与汉学对孔、孟思想的不同解释。所不同的是“哲学史”不同版本所依托的西学背景,不但程度深浅不一,而且选择类型也有区别。如冯比胡、侯,对西洋思想接受的程度就浅得多,或者说是正统得多。而胡、侯虽然在反传统方面一致之处较多,但五十年代以后,各自所依托的体系,恰好处在意识形态对立最尖锐的位置上,固后者得尽力同前者划清界线。所以,这个学科的进展,主要不是取决于史料鉴别的能力或叙述内容的确切程度。虽然这一要求是公共承认的,但只是最基本的。这不同版本的更替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学界甚至是社会的价值选择。这是一种“外在解释”的观点。

因此,唯物、唯心的模式在八十年代受质疑并逐渐退埸的现象,便不能仅仅看作学理漏洞的问题,而要将其同从这一时期开始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考察。这是特定模式的“外在解释”的退化,并不意味着一般“外在解释”方法的被放弃。因为新的反传统声浪正在掀起,只要是反传统,“剥皮”主义就会派上用场。它甚至可以被运用到分析“”的意识形态上来,这主要表现在思想史或所谓传统文化研究中。与此同时,冯友兰过去成果的重新被评价,港台新儒家在大陆的流行,体现着“内在解释”方法再次受重视,至少在哲学史行当内是这样。现代新儒家治宋学最专精,牟宗三在其《心体与性体》中,为自己提出了解宋学义理之任务时说:“了解有感性之了解,有知性之了解,有理性之了解。仿佛一二,望文生义,曰感性之了解。义义厘清而确定之,曰知性之了解。得其系统之原委,曰理性之了解。”(38)这“理性之了解”实也系为“圣学”“圆理”的方法。这两种解释所体现的立场是冲突的,但差不多又同时流行。正面评价的话,是意识形态松动后,社会价值多元化的结果;反之,则会看作“”后学界对社会以至文化价值一时没有共识的表现。

八十年代最流行的思想史版本是李泽厚的。他声称其工作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探索,而对这一“结构”分析的结果,他喜欢用“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句式来说明问题的所谓“两重性”。这两重性,往往是分别采取具体与抽象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揭示的,以其对宋明理学的评论为例,当他表达否定方面时,可以现代意识形态的某些口号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还原为封建名教的衍生物;而要肯定的地方,则抽象出达到“把人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人优于自然等方面,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的水平。(39)他的真正兴趣在后者,很“辩证”的说法,是思想过渡的痕迹。再往后,特别是经历震荡后的九十年代,学界对传统的同情态度不断得到加强。

把哲学研究称“内在解释”,而把历史研究称“外在解释”,只是哲学史学科内的划分法。前者虽然对传统有基本的认同,但它不同程度上必须依赖于某种西方哲学的范畴甚至思考方式,才能进行。对传统价值的特殊性有更深体认的话,可以抛开外来的框架,象上面提及的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叙述、解释也自成一体。而思想史研究也有个内外问题,现代新儒家中以思想史名家的徐复观就强调要以概念而非名物作研究对象:“凡可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必是有他的基本概念,以作为其出发点与归结点。此种基本概念,有的是来自观照,有的是来自解析。尽管其来源不同,性格不同,但只要他实有所得,便可经理知的反省而使其成一种概念。概念一经成立,则概念本身必有其合理性、自律性。合理性、自律性之大小,乃衡断一家思想之重要准绳。”(40)余英时在研究清代思想史时也提出有关内外理路的区别问

题,在指出章太炎的“反满说”与侯外庐的“市民阶级说”对解释清学兴起的局限后,他说:“无论是政治的解释或是经济的解释,或是从政治派生下来的反理学的说法,都是从外缘来解释学术思想的演变,不是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着眼,忽略了思想史本身的生命。”“所以在外缘之外,我们还特别要讲到思想史的内在发展。我称之为内在的理路(innerlogic),也就是每一个特定的思想传统本身都有一套问题,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暂时解决了,有的没有解决,有的当时重要,后来不重要,而且旧问题又衍生新问题,如此流转不已。这中间是有线索条理可寻的。”(41)这也就是知识社会学所说的认同于对象所预设的前提的“内在解释”。九十年代已来复兴学术史的努力,便可以基于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一是随胡适继“汉学”,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同国际学术“接轨”;另一是效钱穆,同情宋学,强调中国学术思想体系的特殊性,避免中国学术太洋化。

毫无疑问,“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各有其思想或知识上的价值,哲学史同思想史、学术史的关系也不那么容易厘清,还是回到哲学史上来。现在问题的提法,恐怕不是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是否成立,而是如何成立。关键是为其思想功能定位,即其发展应当有利于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有两种倾向不应提倡:一是对哲学问题采取非哲学的研究方式,这在有些学科如思想史,也许是没有问题的,但它无助于提高哲学思考的水平;另一是把非哲学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强行作“哲学分析”,其结果是降低传统思想在现代读者心目中的声誉。而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思想传统,必须注意并不只有哲学史一途,还可以作哲学研究。前者把对象看成历时态的,不必多说;后者则处理为共时态的,例如,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冯友兰的“新理学”,还有庞朴近年来的中国智慧探究,“文本”可以是一篇著作,一个学派,甚至是整个传统,都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来对话、诠释或者重构,其创获不是哲学史,而是哲学。这会有利于打开哲学发展的途径,哲学史的建设,最终目的不是回顾历史,而是解释生活,表达理想。胡适当年的愿望是,在中国资料与西洋学说结合的基础上建立新哲学,冯友兰则以“新理学”作了自己的尝试。为了现代中国的哲学发展,这才是“中国哲学史”这个学科在本世纪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有力理由。

注释: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胡知学术文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至12页。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至3页。

3、同注1,第28页。

4、同注2,第8页。

5、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6、《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页。

7、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转引自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57页。

8、参阅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页。

9、见蔡元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1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14页。

11、胡适:《中国哲学的线索》,《胡适学术文集》上册,第520页。

12、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773页。

13、胡适:《戴东原的哲学》,《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1082页。

14、同上,第1083页。

15、见《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9至198页。

16、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0至71页。

17、同上,第73页。

18、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57页。

19、胡适:《先秦名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下册,第772页。

20、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胡适学术文集》上册,第329至330页。

21、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5至289页。

2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22页。

23、同上,第288页。

2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588页。

25、同上,第1008页。

26、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223页。

27、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

2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第896页。

29、同上,第905页。

30、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7页。

31、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124至125页。

32、同上,第280至281页。

33、参阅KarlMannheim,`TheIdeologicalandSociologicalInterpretationofIntellectualPhenomena`,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1,pp.116—31.

34、赵纪彬:《论语新探》,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转引自《论语新探》,第31页。

36、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67页。

37、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页。

38、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序》。

39、李泽厚:《宋明理学片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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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述

设计学新兴综合性边缘学科。以及如何指导设计的展开。设计需要科学计划这一概念已成为现代设计界共识的情况下,研究怎样保证设计优良性和高效性。国业界内部对设计计划学的认识与研究,还没有跟上设计发展需要的步伐。针对我国设计教育现状,本书将就该学科的教学方面,提出一套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设计计划方法。以期为设计类学生深入理解设计,更好地掌握设计的方法提供必要的指导。

二.学术价值分析

1.选题依据

大至国家事务,计划在今天已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小至个人日常生活,社会各个领域都离不开计划,各类大大小小的胜利项目,很大水平上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导入,实施了相应的计划活动。计划学的兴起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源整合化的大势所趋。而反映到艺术设计学的领域,可以发现,计划同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如何设计,如何保证优良的设计,这都需要科学的调查研究,需要精准的分析定位,需要详实的设计依据,需要合理的组织布置,这些与我通常理解的形式,风格的赋予层面的设计”相异而相成的工作,就是设计计划的内容。而如何正确进行设计计划,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学科间的交叉融合成为当前学术主流的大环境下,设计计划应该可以打通各设计专业间的藩篱,为取得成功的设计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上的支持。

对设计计划方面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尤其在设计方法研究方面,设计先进国家。已取得比较幼稚的结果,呈现了一些有效的方法,如技术预测法,科学类比法,系统分析设计法,发明性设计法,逻辑设计法,信号分析法,相似设计法,模拟设计法,有限元法,优化设计法,可靠性设计法,动态分析设计法,模糊设计法等。这些方法偏重于不同的专业设计方向,而设计计划面临不同设计专业,更需要的一种整合的灵活的解决问题的计划方法。这就需要我针对计划自身的学科特点,从现有的成型的方法群中进行提炼,总结出一套适应现在情况的设计计划方法来。

2.创新性及难度

明确可行的跨专业设计计划的方法体系。本文将参考管理决策方法与相关设计方法研究的效果,试图寻找一套对于我国设计师来说。

为设计计划人员提供易于操控,本文致力于从简明实效的角度。而且便于和各个专业设计师进行沟通、交流的方法。要求该方法不只对专业设计团队的计划环节有用,对个体设计人员的设计工作也应具有指导作用。这就需要针对我国设计现状,从国内外各学科领域名目众多的相关方法中进行精心挑选,合理布置,科学综合的处置,发明出一套高效的计划方法来。虽然国外的相关效果业已幼稚,但如何在众多不同偏重角度的方法中总结出理想的计划方法,需要我对所有已知方法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同时明了设计各专业的工作规律,以期做到跨专业的有效性。

需要树立对计划的正确理解与认识,本文具有一定的难度。首先在对计划的理论性分析与研究中。进而廓清设计计划的概念。接着将在设计计划方法论层面的研究上,对设计计划及其方法论进一步论述。鉴于国内现在并没有对设计计划有深入的系统的研究,该书内容基本上属此方面问题的首次讨论,面临着缺乏大量相关经验及理论借鉴的景况,所以需要作者在目前积累的实践性资料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效果中加以总结与深化。

国内相关资料匮乏且本方向的研究缺乏交流的气候,本文最大的难度在于资料的搜集上。而由于我院互联网情报系统的不完善和出于对技术保密的考虑,也很难从互联网上得到理想的资料。作者只能从书店,图书馆和其他专业的老师和同学手中求取所需要的信息。当然本研究方向的直接信息是很缺少的更多是从其它方向的研究效果中搜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方法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课题,也需要从很多领域进行比较分,探索总结。而从一个学科到另一个学科的跳跃性研究,需要迅速转换思维及反复调整视点,这也对作者的思维技能,思考方式,学术视野及知识积累等方面的研究素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3.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尤其是国内设计教育上的某种封闭性和滞后性,由于国际设计交流间的局限和我国设计界的特殊情况。国业界对设计计划方法的认知尚不够深入,还缺乏一套完整的教学和实践中简明且易于操作的设计计划方法。经初步调查,当前学界内仅有的几本相关著作,也仅限于对西方某些设计方法与程序的简单的介绍,没有很专业地从计划的层面进行系统论述,而市场上连篇累牍的相关书籍主要是从市场营销和工商管理方面着手,对设计类诸专业的设计计划,并不具备现实指导作用。所以亟待有这么一套专业性较强的设计计划方法及其论著呈现。某种水平上,本书的出现将对设计计划这一门新兴学科,起到填补教学用书空白的作用。而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本书的完成也有相当的可行性,分院近几年来的设计谋划课程的教学中,已为之积累了大量新鲜的实践性,经验性资料。而分院的教育架构,亦为这个跨专业的研究项目做好了充沛的人力物力资源上的准备。

4.预期成果

附一.全书基本构架

设计有序---设计计划学方法研究

前言

一.思维的奥秘

1.神奇教练的解决之道

2.全脑运动---人脑思维的奥秘

3.理性思维程序化

4.日常生活中的思维程序

二.设计有序

1.系统设计系统---浅析设计

2.设计有序---设计计划学的兴起

a.设计计划学的需要

b.设计计划学的发展与前景

c.设计计划学的角色

3.设计计划方法论

4.Steptostep---计划的展开(全书之重)

5.一起来吧(具体案例)

6.计划书

a.操作方案书的要求

b.实施方案书的要求

c.计划书的构成

d.计划书的表现技法

7.十八般武器---计划工具介绍

三.计划从身边做起

a.处处留心皆学问---以窥视来训练

b.排除确信无疑的定论

c.要有追根究底的精神

d.培养有效运用分配时间的能力

后记

本文具有一定的难度。首先在对计划的理论性分析与研究中,需要树立对计划的正确理解与认识,进而廓清设计计划的概念。接着将在设计计划方法论层面的研究上,对设计计划及其方法论进一步阐述。鉴于国内现在并没有对设计计划有深入的的系统的研究,该书内容基本上属此方面问题的首次讨论,面临着缺乏大量相关经验及理论借鉴的景况,所以需要作者在目前积累的实践性资料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加以总结与深化。

本文最大的难度在于资料的搜集上,国内相关资料匮乏且本方向的研究缺乏交流的气候,而由于我院互联网情报系统的不完善和出于对技术保密的考虑,也很难从互联网上得到理想的资料。作者只能从书店,图书馆和其他专业的老师和同学手中求取所需要的信息。当然本研究方向的直接信息是很缺少的,更多是从其它方向的研究成果中搜集所需要的信息资料。方法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课题,也需要从很多领域进行比较分,探索总结。而从一个学科到另一个学科的跳跃性研究,需要迅速转换思维及反复调整视点,这也对作者的思维技能,思考方式,学术视野及知识积累等方面的研究素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3.研究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由于国际设计交流间的局限和我国设计界的特殊情况,尤其是国内设计教育上的某种封闭性和滞后性,我国业界对设计计划方法的认知尚不够深入,还缺乏一套完整的,在教学和实践中简明且易于操作的设计计划方法。经初步调查,当前学界内仅有的几本相关著作,也仅限于对西方某些设计方法与程序的简单的介绍,没有很专业地从计划的层面进行系统阐述,而市场上连篇累牍的相关书籍主要是从市场营销和工商管理方面着手,对设计类诸专业的设计计划,并不具备现实指导作用。所以亟待有这么一套专业性较强的设计计划方法及其论著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出现将对设计计划这一门新兴学科,起到填补教学用书空白的作用。而从技术的角度而言,本书的完成也有相当的可行性,在分院近几年来的设计策划课程的教学中,已为之积累了大量新鲜的实践性,经验性资料。而分院的教育架构,亦为这个跨专业的研究项目做好了充分的人力物力资源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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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最大的化纤原料生产基地,目前正面临市场份额下降、效益不断下滑、科技创新能力不够、机制和体制不适应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等一系列问题,行业领导者地位受到挑战,企业该如何应对?

本文通过对其所处聚酯行业的宏观环境、产业环境等进行分析,同时分析企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具有的优势和劣势,指出企业应实施集中化低成本战略。并提出了加快原料配套、发展优势产品;加快企业创新,调整产品结构;加快内部机制和体制改革,增强综合竞争力等建议,以使仪征化纤股份公司继续保持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市场地位。

关键词:仪征化纤发展战略建议

一、企业基本情况

(一)发展历程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仪征化纤)是改革开放以后建设发展起来的我国最大的化纤和化纤原料基地,属国家特大型企业。公司本部位于江苏省仪征市,占地10平方公里。1978年筹建,1982年组建仪征化纤工业联合公司,1993年12月股份制改组设立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加入中国石化集团公司,2000年改为现名。公司于1994年、1995年先后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14亿H股、2亿A股,截至2003年底,公司总资产120.8亿元,净资产91.3亿元,资产负债率22.6%。实现销售额103.4亿元,销售利润2.9亿元。以聚合能力计,为国内最大、世界第四大聚酯生产商。2001年被国家授予“全国质量效益型先进企业”,并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2002年度中国内地上市企业100强第24位。

(二)主要业务和产品

仪征化纤主要从事聚酯原料和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包括自产产品运输及售后服务等。主要产品包括纤维级聚酯切片、瓶级聚酯切片、涤纶短纤、涤纶长丝、三维卷曲中空纤维5大系列289个品种规格。统一使用“白斯特”商标。

聚酯切片和短纤曾获国家质量银奖,瓶级切片获得美国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公司认证,聚酯切片、涤纶短纤和长丝国家标准样品均由仪征化纤研制。

(三)公司面临的问题

1、市场份额下降,竞争压力倍增

随着国内聚酯工业飞速发展,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迅速崛起,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公司产品市场份额不断下降。

2、效益不断下滑

近年来聚酯工业高速增长,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同时原料价格随着世界原油价格居高不下,企业经济效益不断下滑。

3、科技创新能力不够

与国外大公司相比,仪征化纤在工程化技术、新产品开发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4、机制和体制不适应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决策机制、分配制度等已经不适应以民营化为主体、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

二、企业战略环境分析

环境是机会与风险的统一体。企业战略的制定、实施与考核的过程,是对环境分析、利用的过程,是发现、利用机会,回避风险的过程,因此,环境分析是战略制定的起点。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科学分析,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才能正确把握企业发展方向。

(一)企业宏观环境分析

通过采用PEST分析模型对企业所处的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等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政治法律环境

我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稳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的改善,法律环境也大大改善。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政府积极改善管理制度,加快与国际通行贸易规则接轨。国内资本市场对内外资全面开放,环保、安全、劳动卫生等方面要求日趋严格。随着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将进一步放开项目投资审批权限,纺织企业可根据市场自主进行项目投资建设。同时国家鼓励纺织化纤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增强国际竞争力。

2、经济环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GDP增长连续多年居世界前列,是全球发展最快的地区。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1%,达到11.67万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跨上一个重要台阶。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37.1%,达到8512亿美元,由上年居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经济发展潜力巨大。

3、社会文化环境

我国社会稳定,治安良好,人力资源丰富。作为世界人口大国,目前我国人口年均增长3000万,仅解决穿衣问题,每年就需增加聚酯需求量14万吨左右。尤其是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农民减负等政策的实施,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将逐步提高,化纤的消费量也将逐步增加。

4、技术环境

目前我国聚酯装备与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产聚酯装置比例大大提高。采用国产化聚酯技术能力占新增产能的65%,最大单线规模达到600吨/日。同时我国聚酯产品差别化开发也在不断进行,高模低缩、细旦、阻燃、吸湿排汗等差别化聚酯纤维产品陆续生产应用,非纤领域如聚酯容器包装、薄膜等也得到广泛应用。

(二)企业产业环境分析

1、产能产量高速增长,中国正成为世界聚酯生产基地。

1990年我国聚酯产能仅为104万吨,1997年为242万吨,1999年为395万吨。之后,在市场拉动、技术推动和机制带动下,我国聚酯产业进入了快速成长期。国内聚酯产能和产量分别从1999年的395万吨和359万吨猛增至2003年的约1380万吨和1030万吨,年均增长率高达36.7%和30.1%,远远高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增长水平。目前,我国正在成为世界聚酯的产销中心,现有聚酯产能分别占全球的32%和亚洲的47%,聚酯产量占全球的27%和亚洲的40%。

2、国内聚酯行业已成为完全竞争性行业。聚酯市场已进入全面竞争时代,民营企业迅猛增长,产业集群趋势明显,行业竞争日益加剧。

(1)我国聚酯行业的投资主体呈多元化发展态势,国有及国有控股、民营、外资及合资企业多元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民营企业成为聚酯行业重要的新生力量,其聚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比重已超过50%。

(2)聚酯产能分布的地域集群趋势非常明显,江浙沪地区已成为我国聚酯产品的产销重心。至2003年底,江浙沪三地的聚酯产能占全国的67%,消费量则超过全国的80%。

(3)聚酯企业纷纷扩充产能,企业规模迅速扩大。1998年我国聚酯生产规模在30万吨/年以上的企业只有仪征化纤一家,到2003年底已达到了10家,国内前十名聚酯企业产能之和达到了560万吨,约占全国总产能的40%。

3、产业链发展不协调、上下游产能增长不配套导致聚酯原料的进口依存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进口量有增无减。

目前我国聚酯产业链上下游发展不协调,PTA和EG等上游原料产能与下游聚合能力严重不配套,聚酯原料的进口依存度过高,制约了聚酯工业的良性发展。2003年,我国进口PTA约470万吨,进口EG约260万吨,进口PX约98万吨,进口量同比继续增加,PTA、EG和PX的进口依存度分别高达52.8%、71.3%和35.3%。

(三)企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通过对企业所处宏观环境和产业环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仪征化纤所面临的机遇:

1、聚酯产品需求仍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市场空间广阔

到2010年,我国聚酯产品需求将净增1270万吨左右,年均增长11.36%,说明我国聚酯产品需求仍处于高成长周期,为仪征化纤进一步以低投资做大产能、摊薄成本提供了机遇。

2、聚酯产品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聚酯需求的增长将很大程度上依赖差别化、高附加值产品

目前,我国差别化聚酯纤维的比重仅为20%,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美国聚酯纤维服用、装饰用和产业用的比例是40∶33∶27,欧盟是44∶20∶36,我国是67∶20∶13。全球产业用纤维在整体纤维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将由1997年的1/3上升到2008年的1/2以上,而我国仅约占1/10。

3、民营企业等竞争对手在开发差别化和高附加值产品方面还没有到位

外资及合资企业凭借产品技术优势寻求扩大市场份额,而民营企业产能基本上是大规模、低成本复制,产品雷同。

4、面临良好的外部环境

一方面国家对聚酯行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逐步到位,市场竞争趋于规范,另一方面仪征化纤可以依托南京化学工业园区和江苏沿江大开发的有利条件,利用产业集聚、市场分工和政策优惠,借力使力,有效发展。

当然,我们看到在良好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不能忽视其潜在的威胁和挑战:

1.企业产品市场份额受到挤压

随着我国聚酯工业技术、资本市场对内外资全面开放,世界聚酯产业重心向我国转移,国际大公司加快向我国市场渗透,国内民营企业在完成资本积累后,利用技术和资金壁垒消除带来的契机,大举进入聚酯行业,目前已占据半壁江山。相对于国内民营和外资企业的高速发展,仪征化纤发展步伐相对缓慢,产品市场份额不断下降,聚酯产品市场占有率由1992年的30%,降至2002年的不足12%,目前则不到10%。

2.行业后进入者发展速度惊人

由于我国聚酯发展前景广阔,目前外资和民营企业均已拟订大规模的扩能计划。其中民营企业发展步伐最大,他们想抓住机遇,通过后三年的进一步发展,实现PTA自我配套,扩大规模,抢占份额,增强实力,在目前国有、民营、外资三足鼎立的格局中,抢先出头。

3.聚酯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下降

由于新兴的民营企业采用现代国产化聚酯技术,装置规模大,投资省,同时由于没有历史包袱,用工灵活,人工成本低,其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下降,后发优势明显。而仪征化纤聚酯装置始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经过不断技术改造,产品质量有所提高,物耗能耗也不断下降,但由于装置建设早,投资高,装置规模小,人工成本相对较高,产品成本竞争力已显不足。

4.聚酯产品差别化水平不断提高

由于竞争激烈,普通聚酯加工产品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部分聚酯企业已将目光投向差别化、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制开发和生产。

5.新型化纤品种正逐步实现工业化规模生产

目前技术含量高的新型化纤品种有PEN、PTT、PLA、氨纶、碳纤维等,这些新型化纤品种生产技术大多在国外实现了工业化生产,其中氨纶经国内企业多年生产摸索,已基本掌握生产技术,生产规模正在迅速扩大,成为化纤企业新的投资热点。

(四)企业的优势和劣势

仪征化纤是我国最大的聚酯生产基地,也是中国石化聚酯产业的重心,主要优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料配套优势

聚酯、合成纤维是中石化的核心产业之一,仪征化纤被列为核心产业的重点企业。目前仪征化纤现有PTA产能85万吨,PX和EG原料由中国石化内兄弟企业的配套供应,有利于提高聚酯产品的竞争力。

2、产品规模优势

仪征化纤具有一定的经济规模,实力比较雄厚。2003年聚酯产能约130万吨,世界排名第四,是世界知名聚酯制造商之一,并有中国石化作为坚强后盾。

3、技术领先优势

产品技术开发和工程化能力较强,是我国最早大规模进入聚酯行业的企业之一,到2004年公司已建成投产20年。产品在国内有较好的声誉,部分产品获国际认证,综合产品质量高于民营企业,属国内一流产品。

4、产品品牌优势

“白斯特”和“康祺”分别是仪征化纤产品品牌和服务品牌。由于产品质量稳定,售后服务好,经多年经营,其品牌在行业内享有较高声誉。

5、财务资金优势

仪化财务结构稳健,负债率较低,现金流量充裕。目前公司资产负债率约22.6%,仅为民营企业的1/3左右,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

6、人才优势

公司培养了一支在生产经营、研究开发等方面优秀的技术与管理队伍,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体系。

7、营销网络优势

仪征化纤地处市场腹地,营销网络健全,产品用户满意度较高。仪化主流产品是聚酯切片和涤纶短纤维,靠近市场,综合物流成本较低。仪化康祺营销网络遍布全国主流市场。公司五大主产品均有稳固的客户群,与重点用户形成了战略伙伴关系。

8、土地资源、公用工程配套等优势

仪征化纤现有土地为建设初期一次性征用,其中预留发展用地可满足公司今后五年规划发展项目的需要;同时企业配套有热电厂、给排水厂、动力厂等辅助生产设施,为生产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9、产品结构趋于合理

1997年始,仪征化纤结合四期工程建设,对产品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与1997年相比,聚酯切片差别化率从几乎没有提高到57.3%,纤维差别化率从15.54%提高到41%,产品品种由50个增加到289个。

虽然仪征化纤存在以上优势,但我们也注意到,与国内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原料资源制约着企业进一步发展

随着聚酯行业竞争加剧,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原料成本已占聚酯产品制造成本的70%以上。由于近几年,我国聚酯发展迅猛,原料供求失衡,价格不断攀升,导致聚酯企业的竞争转向原料资源的争夺,原料资源对企业生存、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仪征化纤两大主要原料PTA和EG,只有PTA部分自给,配套率不到70%。随着公司聚酯产能继续增长,原料自给率还要逐年降低。因此,原料资源配套不足将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2.汽、电等公用工程配套瓶颈将开始出现

公用工程配套齐全并且有一定的富余一直是仪征化纤优于民营企业、保持领先的另一重要原因。随着公司进一步做大做强,公用工程的供应将出现紧张,尤其是汽电需求方面。由于最近各地方均不同程度出现电荒,许多企业被迫限电生产,开工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

3.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降低,规模优势已不明显

近年来公司聚酯产能在国内总产能中所占比例迅速减少,调控国内聚酯市场的能力迅速减弱。1995年公司聚酯产能几乎占全国的1/3,1998年下降到1/4,2000年再下降到1/5,到2003年已不到1/10。同时,仪化产业链偏窄,纤维差别化、聚酯专用料生产能力比重偏低。至2003年底,公司瓶级聚酯能力不足全国的10%,聚酯专用料满足不了市场需求。随着民营企业大容量聚酯装置纷纷上马,仪征化纤原有规模优势已不明显。

4.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人均产能和劳动生产率偏低

2003年,仪征化纤人均产能约90吨,人均销售收入约9万美元。而美国KoSa和伊士曼、台湾南亚和远东纺织等公司的人均产能在210-610吨,人均销售收入15-30万美元,差距较大。

5.与民营企业相比,生产成本高

差距主要表现在人工、管理、折旧、维修、包装和仓储运输等成本费用上。据资料显示,优秀民营企业人工成本比仪征化纤低约100元/吨,折旧费低约80元/吨,管理费用低约50元/吨,维修费低约25元/吨。

6.与外资或合资企业相比,产品附加值低,持续创新能力不强

仪征化纤聚酯产品的结构比例,优于国内同行,与台韩公司相当,不过产品的具体规格、用途与量的大小及在质量上存在一定差距。远东纺织60%的聚酯短纤和全部切片已全部实现非纺织用途。南亚纤维产品规格多,仅长丝就有417种规格,其中高附加值规格占77.5%,高于台湾地区39.8%的比率。远纺的工业丝及瓶级切片、南亚的超细纤维和家饰用填充级短纤、汇维仕差别化短纤维领先同行。

7.体制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作为国有大型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如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灵活,如用工不活,薪酬与市场脱轨,机构庞大,决策机制复杂等等,这些弊端不利于企业降低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不利于吸引优秀人才,不利于及时把握市场机会。

8.国际市场尚未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不利于参与世界竞争

三、发展战略的建议

通过对仪征化纤战略环境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企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优势和劣势互现。作为尚处于高速发展中的聚酯企业,如何在发展中把握方向,及早甩开包袱,轻装前进,战略选择和实施就显得异常重要。

(一)战略选择

通过采用SWOT分析模型对仪征化纤企业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存在的机会和威胁进行分析(见表2)。

机会

仪征化纤在聚酯行业中市场机会大于存在的威胁,虽然民营企业的冲击和竞争影响较大,但内部优势仍比较明显。因此应当采用成长型发展战略,即采用集中化低成本战略,发展优势产品,特别是国内缺口较大的聚酯原料的发展,以形成核心竞争优势.

(二)发展战略建议

1、充分依托中国石化的原料互供优势,加快聚酯原料的配套建设

在做好两套PTA装置稳定生产的同时,抓紧进行第三套100万吨PTA装置的规划建设工作,尽快形成年产200万吨的PTA产能,以进一步提高原料配套能力,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同时,通过多种途径与方法,在资源竞争力强的地区,以合资、参股等方式与国际国内石油化工企业建设PX原料与EG原料的生产基地,确保上述原料稳定供应,使仪征化纤的产业链逐步向上游原料推进,以避开与民营企业的低水平竞争。

2、进一步发展聚酯总量

根据我国纤维消费总量与GDP的关系以及纺织纤维本身的成长性,结合英国PCI、美国CMAI和中国化纤行业等相关信息机构的预测,我们预计在2003-2010年期间,我国聚酯产品的需求仍将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需求量将从2003年的1130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2400万吨,比2003年翻一番多。为仪征化纤进一步发展聚酯产能提供了市场机会。

具体品种主要是进一步扩大有竞争能力的涤纶短纤、瓶级聚酯、聚酯专用料切片等品种,实施大规模低成本发展,通过以较低的投资,迅速提高优势产品的生产能力,保持优势产品的市场份额。通过优势产品产能的迅速提高,进一步显现公用工程的配套能力,可分流富余人员,摊薄固定成本和人工成本。由于公司现有的国有企业机制和体制,在项目规划和建设中,尽量规避劳动密集型项目和技术含量低的产品的项目,降低市场风险。如涤纶长丝及DTY项目等。

3、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抓好产品、技术和产业升级,发展专有技术

研究开发新型催化剂、添加剂和助剂,提高现有聚酯装置生产能力;加大对核心技术、专有技术、优势产品的科技投入,尽快形成一批自己的核心技术、专有技术和优势产品。积极发展附加值高的服装用、产业用、装饰用纤维和瓶用聚酯产品,调优产品结构。对新材料及新型化纤产品开展前期开发的战略研究工作,积极稳妥地向其它纤维(包括PEN、PTT、Tencell等特种纤维)领域拓展。在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开发的同时,要加强技术保密和保护工作。

4、进一步进行经营机制和管理体制改革

仪征化纤应积极根据当前聚酯产业高度民营化的市场状况,加快体制机制的创新改革,通过激发人才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进行企业的三次创业。新建项目可通过与国际、国内著名厂商合资合作建设,利用其技术、品牌、市场和机制,使项目具有综合竞争能力。

5、重视资本运营

资本经营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企业或资产并购实现低成本、超常规快速发展的有效手段,它寻求生产经营能力的快速扩大和资本增值。资本运营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投资、参股、控股、购买、兼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国际国内资本运营的案例很多,成功的、失败的都有,是一把双刃剑。“八五”及“九五”期间,仪化股份公司及集团公司曾通过资本运营,先后兼并了佛山化纤、扬州合成化工厂、常州大明和无锡大通公司等单位,但兼并后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国内市场经济机制尚不完善,公司又缺乏这方面的管理人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完善,我们可以考虑对市场腹地的优质资产进行资本运营,达到占领市场的目的。因此,一方面公司新项目的建设要与新体制、新机制相结合,通过与国际、国内著名厂商合资合作建设,引进其技术、品牌、市场和机制,使新上项目具有综合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新装置可以采用合资或参股等方式,在市场腹地进行建设。同时随着国内聚酯业竞争的加剧,我们可以在市场腹地择机收购一些有潜质的聚酯企业,以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换取竞争优势。同时也要重视品牌运营。

6、积极开拓国际市场

随着国内聚酯产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将建设成为世界聚酯工业制造基地。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努力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竞争力,扩大国内市场份额。另一方面,要以发展的眼光,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把仪征化纤打造成为国际一流聚酯企业,跳出国内聚酯企业低水平价格竞争的泥潭。

总之,加快结构调整与发展战略的实施,是仪征化纤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是实现集中化、低成本战略的必由之路。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面对民营和外资企业的迅速崛起,产能不断膨胀,必须上下一致,增强危机意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压力中求发展,在竞争中求生存,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当然,讲发展,不是一味地追求低水平产能的扩大,而要同经济效益相结合,大力发展优势产品,发展有竞争力的产品,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要放大优势,培育特色,差别竞争,错位发展,迅速增强公司综合经济实力。要把发展战略作为第一要务,万众一心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齐心协力抢市场。通过持续的结构调整与发展,把仪征化纤培养成为一个真正具有综合竞争能力和赢利能力的化工化纤企业。

参考文献:

1.常桦,《迈克尔·波特-完全竞争战略》,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年

2.[英]RONSEWELL著,姜法奎等译,《核心竞争力》,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

3.罗锐韧,曾繁正主编,《经营战略与方针》,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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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封面

(二)空白页

(三)标题页

(四)英文封面

(五)国家图书馆授权书

(六)国科会科资中心授权书

(七)论文合格同意书

(八)谢志

(九)中文摘要

(十)英文摘要

(十一)目次

(十二)表次

(十三)图次

(十四)本文及文内注释

(十五)参考文献

(十六)附录

二、论文版式

正文采A4尺寸;图表或地图不在此限。

正文中文字体请用标楷体12点,英文字体用TimesNewsRoman12点。

每页上方空白占2.5公分,下方空白占2.5公分,左右二侧空白为2.5公分,装订边为1公分。

页码正文以阿拉伯数字置于每一页下方正中间,由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编号。

三、中文封面

应包括下列项目:(请参考范例1)

(一)世新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系硕士论文(用标楷粗体20点)

(二)论文中文题目(用标楷粗体,字体大小依题目字数多寡调整适中)

(三)指导教授中文姓名(用标楷体20点)

(四)研究生中文姓名(用标楷体20点)

(五)毕业年月(用标楷体18点)

论文题目以封面中央线为准,置中排列,字数左右对称。

范例1:

四、标题页

即为内页。除了所用纸张为普通纸张之外,所有形式与内容皆和封面完全相同(不包括书背部分)。

五、英文封面

应包括内容如中文封面应有项目,请参考范例2。

六、中英文摘要

中英文摘要以一页为原则,最多不可超过两页。

中英文摘要后须附加五个以内的关键词(Keywords)。

中英文摘要抬头须加索引注记,包括研究生姓名(毕业年份)、论文题目、研究所全名。校名与研究所名应以全衔标明。(请参考范例3、范例4)

范例3:

论文题目:

校所名称:世新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系硕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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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目标注重阅读能力的培养,却忽视了语言输出能力的培养和不同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需要各院校根据地区差异和专业特点在教学实践中进行调整和完善。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博士研究生英语技能的培养与所从事的职业和科研工作不相关或不实用,导致教学效果不佳,因此博士英语课程亟需进行改革。山东中医药大学每年招收非英语专业博士研究生约70人,涉及15个中医相关专业,英语课程为其必修学位公共课程,开课时间为博士一年级两个学期,课时分别为90和54学时。为了解博士研究生对英语学习的需求,本研究对2012级68名博士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博士生希望英语课程教授的内容依次为:英语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能力(43%);国际会议英语口语表达能力(26%);中医典籍翻译能力(23%);英语听说能力(8%)。该调查结果表明博士研究生非常注重英语课程的实用性,希望通过课程学习解决学历教育和职称评审当中的论文写作和发表难题。另外,博士研究生也希望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和翻译中医典籍,将中医文化传播至世界范围。这种层次较高的需求在以前的教学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博士英语课程备受冷落的原因。鉴于此,有必要对中医院校博士研究生英语课程的改革进行探索,重新确立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机制。

1.1培养目标

根据中医院校博士研究生的专业特点和需求,确定其培养目标为:

1.1.1中医英语和医学英语阅读、翻译能力

能熟练阅读和翻译英文医学文献,掌握中医英语翻译技巧,能将中医文化和中医知识翻译成英语,传播到国外。

1.1.2英语学术论文撰写和发表能力

能用英语撰写中医和医学学术论文,掌握文献信息检索方法和学术论文格式规范和写作要求,并能根据期刊要求改进论文。

1.1.3国际会议英语表达能力

能听懂并用英语表达自己的专业见解和研究成果,掌握国际会议规则和跨文化交际技能。上述培养目标的落脚点仍是英语的听、说、读、写能力,但其内涵截然不同,体现了中医院校的学科特点和博士研究生的实际需求。

1.2教学内容

与培养目标相适应,博士生英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可分为3个模块,每个模块约占45学时,分述如下。文献阅读和翻译模块以英文文献和中医典籍为研究对象,学习文献信息检索技能,熟练获取所需文献资料,理解英文医学文献的主要内容,并掌握将中医典籍翻译成英文的方法和技巧,这一模块的设计契合了中医院校博士研究生提高专业知识和促进中医文化国际传播的目的。学术论文写作模块重点涉及英文科技论文写作规范和发表流程,并介绍科技论文的写作思维、结构模式和语言特点。这一模块是为了提高博士生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的技能,满足他们完成学历教育和职称评定的实际需求而设。国际会议交流模块以国际学术交流英语为内容展开,介绍国际会议规则,了解国际会议范式表达和会议环节,注重文稿组织、演讲阐释、即席答辩、主持讨论等英语会话技能的提高,实现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选用的教材不再局限于之前的《中医英语》,而是增加了《中医英语翻译技巧》《医学英语阅读》《学术论文写作与学术规范》《国际会议交流英语》等,并以SCI等权威检索机构收录的论文为范例,辅之以学术前沿动态信息和国际会议视频等,丰富学生的输入性知识,提高课程教学的实用性和真实性。

1.3教学方法

传统的博士研究生英语教学方法以教师讲解和灌输知识为主,教学方法单调乏味,教学效果得不到保障。结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提出的“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4大要素,在各模块教学中采取项目教学法和小组教学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良好学习环境,可极大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教学效果。项目教学法以完成真实任务为教学目标,为英语学习提供真实情境和意义构建的平台,而小组教学法增加了学生互相协作和会话的机会,提高了课程参与度和学习积极性。在文献阅读和翻译模块,确定每组同学完成两项任务,比如,一是从SCI论文中找出近2年内发表的、被引用次数超过30次的、作者母语为英语的5篇相关医学论文,并分析其优点和缺点;二是选取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中的某一篇章,将其翻译成英语,并与其他翻译版本比较异同,分析各自的翻译指导理论。每个小组均需将其任务完成情况向全班同学做出汇报,听取同学和老师的评价,并回答他们的问题。而其他同学和老师都要根据小组的表现填写评分表,作为小组成员的日常项目得分,其他模块亦可照此展开项目教学。例如在学术论文写作模块,确定的任务是完成一篇符合SCI要求的论文。教师首先以SCI来源论文作为范例进行讲解,分析论文结构和选题依据,体会写作思路和语言特点,学习论文写作规范和格式要求。继而引导学生查找相关资料,选定题目,构思框架,最终完成论文的写作,该过程可使学生对论文布局和语言使用有全新的认识,并掌握SCI科研写作的脉搏。小组成员主要在选题论证和论文修改环节发挥作用,通过互相讨论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国际会议交流模块,主要以讲座和情景模拟展开教学。通过讲座介绍国际会议规则和语言特点,并利用音频和视频资料在课堂上营造国际会议现场氛围,使学生身临其境,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如主持人、演讲者和提问者等锻炼学生随机应变和英语学术交流的能力。上述模块的教学由英语教师、医学专业教师和外籍教师共同完成,分别发挥其专业特长和擅长技能,帮助学生解决任务完成中遇到的困难,指导他们完成所有模块的任务。

1.4考核机制

教学考核包括终结性和形成性评价两个部分,对于每个成员在小组活动和项目完成中的表现进行不间断跟踪记录,由教师、同学、个人3方共同打分进行考核,所得成绩按比例计入课程总评。学期末的考试由面试和笔试两部分构成,听取学生的口头报告和论文陈述,力争涵盖课程的全部内容。

2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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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必须采用A4大小的纸张,内文宽为16公分,高为24.7公分以每栏7.6公分的宽度分为二栏。文章排列必须左右对齐,不可参差不齐。

文章包括图片、表格、参考文献不可超过10页,不加页码。论文格式档可自本研讨会网站下载。

1.论文题目与作者

论文题目字型为14pt标楷体,且必须置中。作者部分:姓名为12pt标楷体,亦必须置中。所属机关为10pt标楷体;行高为固定行高15pt。

2.内文

内文字型均采用11pt标楷体。行高为固定行高15pt。

3.段落标题与子标题

段落标题与子标题须采用粗体。每段标题与子标题前请留一行空白。每一段落首行以1公分缩排开始。

二、图片、表格与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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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程式

方程式应置中,并且于上下各留一行空白。方程式应编号,编号靠右对齐并从1开始。

F(x)=G(x)+5*H(x)(1)

三、参考文献格式

参考文献:11pt标楷体,左右对齐,行高为固定行高15pt。文献部份请将中文列于前,英文列于后,按姓氏笔画或字母顺序排列。中文参考书之年份可用民国历年或公元历年,以下为期刊、论文集、书籍之编排格式的范例.

1.李有仁、陈鸿基、李嘉宁,「组织特性与营销信息系统的研究:以台湾大型企业为例」,中华民国信息管理学报,第三卷,第一期,民国89年,第1~20页。

2.梁定澎,决策支持系统,台北:松岗计算机图书公司,1991,第1~20页。

3.Gillenson,M.L.andStudy,J.D.,“AcademicIssuesinMIS:JournalsandBooks,”MISQuarterly(15:4)1991,pp:447-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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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1

任职单位职衔

E-mailAddress

姓名2

任职单位职衔

E-mailAddress

摘要

本文举例说明2002年第六届信息管理学术暨警察信息实务研讨会论文集所采用之排版格式。论文必须附有摘要。摘要以500字为限;11pt标楷体,左右对齐,行高为固定行高15pt。

关键词:决策分析、制程分析、企业改造。

一、格式

文章必须采用A4大小的纸张,内文宽为16公分,高为24.7公分以每栏7.6公分的宽度分为二栏。文章排列必须左右对齐,不可参差不齐。

文章包括图片、表格、参考文献不可超过10页,不加页码。论文格式档可自本研讨会网站下载。

1.论文题目与作者

论文题目字型为14pt标楷体,且必须置中。作者部分:姓名为12pt标楷体,亦必须置中。所属机关为10pt标楷体;行高为固定行高15pt。

2.内文

内文字型均采用11pt标楷体。行高为固定行高15pt。

3.段落标题与子标题

段落标题与子标题须采用粗体。每段标题与子标题前请留一行空白。每一段落首行以1公分缩排开始。

二、图片、表格与方程式

1.图片

图片可使用一栏或二栏,说明必须置于图片下方。必须置中。

图一:XX图

2.表格

表格可以使用一栏或二栏,说明必须置于表格上方且置中。

表一:XX表

3.方程式

方程式应置中,并且于上下各留一行空白。方程式应编号,编号靠右对齐并从1开始。

F(x)=G(x)+5*H(x)(1)

三、参考文献格式

参考文献:11pt标楷体,左右对齐,行高为固定行高15pt。文献部份请将中文列于前,英文列于后,按姓氏笔画或字母顺序排列。中文参考书之年份可用民国历年或公元历年,以下为期刊、论文集、书籍之编排格式的范例.

1.李有仁、陈鸿基、李嘉宁,「组织特性与营销信息系统的研究:以台湾大型企业为例」,中华民国信息管理学报,第三卷,第一期,民国89年,第1~20页。

2.梁定澎,决策支持系统,台北:松岗计算机图书公司,1991,第1~20页。

3.Gillenson,M.L.andStudy,J.D.,“AcademicIssuesinMIS:JournalsandBooks,”MISQuarterly(15:4)1991,pp:447-4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