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青草视频app官网下载app下载安装 国产精品欧美另类小说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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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餐餐饮文化 中国餐饮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法国、土耳其烹饪并称世界三大烹饪体系,也是我们中华儿女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地方。中餐文化具有绚丽多彩的文化内涵和雄厚坚实的技术基础,以味为核心,以养为目的,是文化、科学、艺术的结晶,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风格但同样是无与伦比的餐饮文化。品种众多、风味独特的地方佳肴,香飘四海,风靡万方,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海外爱好者。还可以说,饮食功夫也是一种学问,一种特色的突出,一种交流的途径。

内涵文化。中华饮食文化历来讲究色、香、味,讲究餐饮的形式,可以用“精”、“美”、“情”概括。这几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的文化底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精,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的内在品质的概括,这种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一个“精”字。

美,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这种美,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中餐之美不仅表现在味道上,而且在形式上、颜色上、器具上,甚至在服务人员的服饰上,都透着美的成份,让人时时刻刻感觉到美的冲击和享受。可见,美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是中华饮食的魅力所在,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情,中华文化历来以情为纽带,同样,中华饮食“情”为重要的功能。在中国,吃饭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一边谈生意、交流信息、采访。古往今来,中国人习惯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饮食活动的社会调节功能和心理按摩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精、美、情、礼,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的整体概念。精与美侧重于饮食的形象和品质,而情与礼,则侧重于饮食的心态、习俗和社会功能。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惟其“精”,才能有完整的“美”;惟其“美”,才能激发“情”;惟有“情”,才能合乎时代风尚的“礼”。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形成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我们只有准确地把握“精、美、情、礼”,才能深刻地理解中华饮食文化,才能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华饮食文化,又分形式文化和合餐文化。

形式文化:中餐往往注重配料精细而考究,千变万化,技巧繁多。从刀功来看,就要求眼、刀、心的一致配合,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在烹制过程中还要做到火候、味感的把握,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见一斑。出盘则是圆盘相托,一团和气,又可反映出中国人的聚气而生, 以圆为主,平和而儒涵,往往是大家共享,以筷进食,灵巧而善于思考,理性而知性的中国人形象在饮食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合餐文化:中式餐饮一般采取圆桌共餐的形式,这是中国餐饮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往往能够制造和谐融洽的气氛。餐饮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历史条件下形成和保留下来的一种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中式餐饮的就餐形式即体现了中国餐饮文化传统的某些特点),国人长期习惯了这种就餐方式。

2. 西餐餐饮文化 西餐文化与中餐文化有很大的区别,西餐文化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现代工业文化的不断改进而形成的,其中无形地渗透着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些方面,如,“平等”、“自由”、“卫生”、“隐私”等文化内涵。

休闲文化:美国最多的还是快餐店,美国的快餐文化体现的是休闲文化。薯条、炸鸡、饮料之类都是西方食谱中最平常的玩艺儿,正是这些在中餐看来上不了大台面的寻常东西做成了世界上的大企业,像麦当劳、肯德基等。这可能是与美国人的时间观念、生活方式有关。美国来讲究效率,也最不拘小节。快餐文化在美国的蓬勃兴起大概也和他们的这种秉性有关。快餐的卫生、高效、节约时间和休闲浪漫是西方快餐发展壮大的文化基础。

平等、自由文化:在中餐中,席位的摆放、餐具的摆放、吃饭的规矩以及饭桌上的行为都是受传统文化约定俗成的条条框框制约的,更别说来宾的身份、尊长、兴趣爱好等因素限制着用餐的形式。而在西餐中,饮食的时时刻刻都是人人平等自由的表现,每个人自主决定食物的种类、分量,分餐适用,丰俭由己,在大多的场合实行“AA”制。吃饭是自己的事情,大家平等自由地坐在一起享受食物,随便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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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现代军营饮食文化的本质认识

所谓“本质”是指一事物与其它事物的内部联系。因此,我们在探讨军营饮食文化的本质过程中,必须融入社会大背景,保持其时代性;必须立足于军队担负的历史使命,保持其科学性;必须耕作于民族饮食文化的沃土,保持其泛融性;必须多元化多层面吸收各种文化元素,保持其先进性。

(一)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必须融入“现代”背景

所谓“现代”,就是要求我们站在当今时代的“定位点”上,将现代军营饮食文化放在时代背景下进行客观的具有前瞻性或趋向性的研究,这样才更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现代军营饮食文化的科学内涵与丰富内容,才更有利于我们深入探讨和揭示现代军营饮食文化的本质属性、特点和规律。

(二)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必须汲纳“军营”元素

现代军营饮食文化中的“军营”,是一个相对宽泛或广义的概念,研究主体的定位要以战斗力的标准检验和衡量一切物化对象,要与军营文化协调一致,与现行装备、服饰、福利等文化成果相统一,从而形成诸如营区饮食文化、演习饮食文化、战场饮食文化、单兵饮食文化等,以突出军营饮食文化的战斗性。

(三)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必须扩展“饮食”外延

现代军营饮食文化中的“饮食”概念,不能完全局限于“吃”和“喝”这两个基本的需求层面上,还应反映在人们观念、思想、消费理念、行为习惯等意识形态的内容,以及体现在供应标准、保障方式、烹饪技能、设施设备、膳食调剂制作等物质形态的内容。这样,研究和探讨现代军营饮食文化问题,就能找到一个牢固的根基。

(四)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必须体现广义“文化”概念

广义的文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不是从狭义上去认识的文化,即单纯地指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目前,在对众多文化现象的研究之中,大多选择了意识形态与物质形态相融合的文化现象作为研究视角,形成了比较客观、务实的研究方式方法,并创立了社会科学领域相对独立的文化分支体系,从而为研究和探讨现代军营饮食文化本质属性奠定了坚实基础。

综上所述,现代军营饮食文化的本质可以定义为:军队在饮食建设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文明成果与物质文明成果的总和。其含义是:在当今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精神和物质层面,着力培养广大官兵科学、健康、文明的饮食消费心理、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探讨满足军事劳动者日益增长的饮食保障需求的基本规律,逐步实现给养标准调整机制化、饮食保障方式多样化、烹饪技术培训鉴定基地化、炊事设施设备制式化、膳食调剂制作标准化、伙食管理科学化的建设目标,为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提供有力的饮食保障。

二、现代军营饮食文化特征

现代军营饮食文化的渊源或根基是中国饮食文化,它在建设、发展与创新过程中,必须从内涵与外延、意识形态与物质形态等多个层面,研究把握现代军营饮食文化的特征。

1.科学性

科学性是建设现代军营饮食文化的核心。要在吃得饱、供得上的基础上,强调伙食调剂科学搭配、营养均衡,膳食制作标准统一、安全可靠,硬件建设布局合理、流程科学,伙食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有序,装备器材先进适用、精确高效,官兵普遍掌握基本营养知识,按膳食营养科学就餐,以满足官兵生活需求和部队战斗力生成的要求。

2.时代性

时代性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任何一个时期的军营饮食文化,都会有一些全新的元素充实进来,展现出不同阶段的历史痕迹。伴随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伙食保障组织形式、机械化保障程度、管理信息化水平、物资筹措方式等都呈现出新的特点。现代军营饮食文化建设,必须广泛吸收时展的新鲜元素,在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中丰富自己,始终与时代合拍。

3.创新性

创新性体现出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我军饮食文化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的奋斗史,标准结构的变化、伙食组织形式的改革、分餐制和自助餐的推广,以及不锈钢给养器材和炊事机械设备的配备,充分反映了给养战线的与时俱进和锐意创新。在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步伐明显加快的背景下,只有坚持不懈地改革创新,才能满足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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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西方菜肴 饮食文化 译员 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引 言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符号所传递的信息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中的过程。作为翻译的一种,菜名的翻译不仅具有翻译的一般特征,还有自己的特性。菜名翻译的目的是传递不同的文化含义,给对方带来审美享受。菜肴文化作为一门艺术,需要译者在对其菜名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具有极大的创造性,如此的话,才能创造出极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中英两种语言在翻译过程中所传达的文化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导致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背叛”。因此,在中西方菜名的翻译过程中,创造性的背叛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译者需要考虑和提倡的。

菜肴的翻译策略

中西方菜名是属于中西方文化中的专有名词,菜名的翻译有可译性、不可译性。有时,菜名的翻译还有零翻译的原则。菜名翻译的可译性指的是中西方菜肴在翻译的过程中真正做到了信息的对等。菜肴的名称即一目了然,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菜肴本身。这类菜肴是可以直接翻译的。而中西菜肴的不可译性指的则是对方的菜名属于本身文化中的专有名词,菜名中包含了本族文化有的,专门的,非他有的东西,在翻译的过程中,很难很好地去将对方菜肴中的文化寓意传达过去,信息之间的传递会不完整,所以,需要译者费一番工夫去研究,才能做到信息的准确、到位。对于很难翻译的菜肴,大部分情况下,译者会采用菜肴名字本身的拼音来表达。这样,就避免了误译。这种方法常用于翻译中国特色饮食,先按中文用拼音译出,再加以解释性的翻译,这种方法保留了一些“中国味”,得到普遍的认可。在美国和欧洲的中餐馆中,中文菜单翻译英文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音译”。音译就是把菜品的中文名字用拼音写出来,这种方法既简洁直接也很有特色。而菜肴文化的零翻译则指的是翻译中的“不折腾”原则。就是继续沿用菜肴本身的名字。比如麦当劳、肯德基、比萨饼、意大利通心粉等等这些国内外的专业的快餐快饮名字继续沿用。因此,在中西方菜肴的翻译中,基本都是可以翻译的。对于菜肴的翻译,我们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做的是先翻译出菜肴的物质形态,再考虑菜肴的文化的意义内涵。菜肴的翻译中也应该处理好文化差异,解决文化缺省问题,我们需要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一是以译语文化为归宿,及归化补偿策略,二是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即异化补偿策略,三则是异化与归化相结合的补偿策略。归化的代表人物尤金・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即目的语读者对以目的语传达的信息作出的反应,大致同源语读者的反应相同”。国内很多翻译学家,如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也都是归化理论的延伸。归化补偿策略要求译者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抓住译语文化的民族心理,使译文和原文达到功能对等。异化补偿策略对异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可以如实地传达原文的文化信息。同样,为了取得翻译的最佳效果,我们可以对菜肴的翻译采用归化异化结合的翻译策略。

由于我国地大物博,拥有悠久的文化,各异的习俗,我国的菜肴形成了迥异的风格,形成别具风味的菜系,比较著名的有川菜、粤菜等。在这些菜系中,菜肴的名称十分繁杂,丰富多彩,并带有浓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下面主要分析中式菜肴的命名文化,在中国,以人物命名菜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个特色。这类菜名起源于某位历史人物或者与其相关的传说。比如外国人熟悉的宫保鸡丁(Diced chicken with chili and peanuts in hot sauce)就有历史的来头,它是由清朝时一位叫做宫保的厨师创制的。四川有名的麻婆豆腐(Ma Po’s bean cured)是清朝时一位脸上有麻子的老妇人发明的。还有以地方命名的菜肴,主要反映了各个地方的特产,烹调技术和风味。比如山东的德州扒鸡(Dezhou grilled chicken)以及江苏的扬州炒饭(Fired rice, Yangzhou style)。以菜肴的味道来命名是中式菜肴的一大特色。比如:咸水鸭(Salted prawns)和五香牛肉(Spiced beef)。在中国,由于传统的文化心理的影响,有些菜名用吉祥美丽的词语来象征吉祥如意,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比如有着宫廷般高雅名字的芙蓉燕窝(Egg white with bird’s nest)以及翡翠虾仁(Shrimp with green vegetable)。此类菜肴的名字用传统的象征吉祥如意的东西,让消费者感受到菜肴的价值,心理上也得到了满足,因此深受喜爱。当然,有类菜肴的命名以数字来打头,这类菜名中的数字表示做菜时所用的原料的品种。因此,在此类菜名的翻译中一般只译出菜肴中所含原料的数量。例如:三鲜鲍鱼(Abalone with three shredded ingredients),八宝冬瓜汤(Eight-treasures winter melon),烧二冬(Braised bamboo shoots and mushrooms)。

中国菜肴的烹饪方法主要以炒、蒸为主,辅之以煮、烤、煎、炸等。而每一种烹饪方法都可分为若干细别。同理,汉语中的“烧”字英语中则有“roast, grilled, braised”等词语来表达,如烧牛肚是Braised tripe;炸鸡是Deep-fried chicken;煎咸鱼是Fried salted fish;而中文中的 “炒、炸、煎、爆”则在英语中统一用“fried”来表达,比如炒肉片是Fried pork slices;烧鹅是Roast goose;烧三鲜是Saute three delicacies.“蒸、清蒸”则用steamed,比如蒸螃蟹是Steamed crabs;清蒸甲鱼是Steamed soft-shelled turtle.“炖、烩、焖”在英语中用stewed.如清炖甲鱼是Stewed soft-shelled turtle;烩羊肉是Stewed mutton.黄焖大虾是Stewed prawns.与中式菜肴相比,西方人在饮食方面注意饭菜可口,经济实惠。一些西方的食品名称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而西方食品的翻译问题,人们看法不一,译法各异。有人对汉语中对应食品的名称译成西方食品。如Sandwich译成“肉夹馍”,Hamburger译成“牛肉饼”。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译法不妥。西方食品的译名应该保持“洋味”,反映西方饮食文化。鉴于以上原因,大部分西方食品可以采用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法。比如:Potato salad译为土豆沙拉,其中的salad即是根据西方有名的沙拉音译过来的。Ham sandwich译为火腿三明治。准确理解菜名、准确理解源语是翻译的第一要素,因此,进行中菜英译必须首先了解中国菜肴命名原则、方法。很多菜肴名称反映了该菜肴的原料搭配、原料形状、烹饪调味或原产地,属于“写实型”。此类菜肴在翻译的时候,可采用前面提到的利用翻译的可译性原则,对其菜名进行简单的词语之间的互译。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忠实传递信息。从国内翻译大师的观点看,无论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林语堂先生的“忠实、通顺、美”三标准,还是张培基先生的“忠实、通顺”或是刘重德先生的“信、达、切”标准,首先均是将“忠实”摆到了主要位置,也就是将准确放在了第一位。所以,在中西方菜名的翻译时,基本都是可译的,只要做到忠实于原名就行。例如:炸鸡卷fried chicken rolls;红焖肘子braised pork joint;清炖甲鱼steamed turtle;干炒牛肉丝stir-fried beef shred;盐水大虾salted prawns;红烧海参sea cucumber with brown sauce;涮羊肉instant boiled mutton;蜜酱烤鸭roast duck with sweet paste.

东西方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特征,致使一些菜名在翻译中很难做到完全的对等翻译。在翻译这类菜名时,由于找不到对应的目标语,只好放弃形象的、比喻的描段,略其形象色彩,退而求其文本上的不冲突、做到概念意义上的转换。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用不可译的原则,即舍去原菜名中的行话隐语、比喻形象,通过意译反映出菜肴的主要原料、烹饪方法等。例如“炒双冬”,实际上“双冬”就是蘑菇和竹笋,故译为sauté mushrooms and bamboo shoots。其他的,例如:红烧狮子头(红烧猪肉丸)braised pork balls;白云凤爪(白醋腌鸡爪)pickled chicken paws。而最后一种翻译的情况是在中西方文化中彼此熟悉的菜肴,或者饮食中双方所熟知的品牌,比如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等国外知名的快餐在翻译的过程中则需要采用零翻译即不翻译的方法。总之,在现代社会,随着菜肴文化越来越重要,随之而来的中西方菜名之间的翻译也日益重要起来,所以,要求译者在对菜名进行翻译的过程中需要首先了解菜名的特征和其文化内涵,然后再灵活地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进行文化和信息的对等翻译。

结 论

在现代社会中,菜肴文化是各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各国不同的地域、气候、生活习俗和传统观念的巨大差异,导致中西方之间的饮食文化也存在较大的差别。由于这种差异,中西方菜名也各具特色。菜名文化可以最直接地体现出本国菜肴文化,更能体现出一个民族的传统饮食,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因此,通过了解中西方菜名的文化,有利于在跨文化交流中能更好融入对方文化中,做到更好地交流。此外,随着饮食结构的变化和中西方文化的相互融合,中国菜肴及其名称将会继续变化。因此,这是一个不断实践和探索的过程,还需要翻译工作者继续在这些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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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梦.中式菜肴的英译方法和中国饮食文化[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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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晓媚.浅释饮食文化中菜名的翻译技巧[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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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域文化;关中地域文化元素;餐饮空间设计;文化符号

一、关中地理环境与传统文化风俗

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南抵秦岭,北至黄土高原,东到潼关,西到宝鸡,呈东西延展的矩形,是陕西经济文化的精华所在。关中风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所谓“关中十大怪”,即“面条像腰带,锅盔像锅盖;辣子是道菜,泡馍大碗卖;碗盆难分开,帕帕头上戴;房子半边盖,姑娘不对外;不坐蹲起来,唱戏吼起来”。这段民谚从衣、食、住、行各方面对关中风俗做了形象的概括。

(一)空间布局方面

院落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构成单位,同样,关中地区地少人多的因素决定了关中居民的院落形式,形成了狭长的四合院式的庭院。“这种窄院不仅节约用地,也解决遮阳、避暑、防沙尘、通风、室外排水的需求。加上绿化对丰富庭院空间、美化环境、调节院落小气候等方面都有较大作用。”院门是对外最具有观赏价值的建筑元素,关中传统居民的大门都体现出砖雕精细,做工讲究的特点,一般大门开在东南角,大门上都有牌匾,进门即看到影壁,影壁前往往放些太湖石簇拥着花树,这不仅仅是装饰作用,它不但可以减少风的直灌,还起到增加私密性的作用。

(二)家具陈设方面

在关中人们建造的居室,大多是以木为框架,土为隔墙的建筑形式。在空间陈设的家具都以木材为原始材料,木材主要有松、杉、桦木、核桃木、梨木、桐木等,都充分利用木材本色,以达到材质的自然属性、天然质感和纹理。“如关中男女青年结婚,最常见的是‘十件四组家具’:两个大衣柜,两个箱子,一个方桌,一个橱桌,一对杌凳、一个炕凳、四个小凳子。白事举行仪式时所需要的一些特定的家具,如:八仙桌、条凳、灯桌、对桌、灶桌、供桌、太师椅、座椅、条几等家具。”在居民的空间陈设品中,无论是泥塑、陶瓷、金银器、玉器、漆器或是灯具的造型,都寄予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三)装饰色彩方面

关中传统空间装饰色彩文化表现出了一种质朴自然的特征,强调协调与平和,寻求自然平静的感觉。黑色和红色是最有代表性的两种颜色。“例如,喜庆日子要挂大红灯笼,贴红对联,红福字;男娶女嫁时要贴大红“喜”字,等等。崇黑是关中地区特有的地域特征,这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在里面。在古代,关中地区的秦人是以玄鸟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玄鸟其实是一种黑色的燕子。燕子的形体和它的色泽皆为部落族人所崇敬,以其形为美形,其色为美色而崇之。”

(四)饮食习惯方面

关中的饮食习惯与当地的农业紧密相关。受气候、降水及土壤的影响,这里农作物种植以粟、黍、麦为主,用其制作的面食是关中人的主食,蔬菜的种类少,而以咸菜、辣椒、浆水来做佐食。由于这里土层厚,土质疏松,麦子的根须通常扎得很深,小麦含淀粉量大,面粉做的面食韧性较大。同时,传统农耕方式消耗体力大,因而在饮食风俗上都以“饱”为主要目的,所以“量大”为面食的第二大特征,如面条似裤腰带,锅盔烙得像锅盖,泡馍用大海碗来盛。

(五)民俗文化方面

在西安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瑰美华丽的精神文化从戏曲、歌舞、绘画、剪纸、雕塑、曲艺,到工艺品的编制和制造,再到热闹欢腾的社火、摇荡的千秋、高翔的风筝,人们既可以领略传统文化的风采,又能品味出黄土风情的神韵。秦腔戏中暗含古意;皮影戏中变幻神奇,芯子上悬着紧张的心跳;鼓乐中奏出节日的欢乐;泥塑中雕出人们的祝福。

二、餐饮空间概述

餐饮空间发展的总特点,包括多元设计、绿化设计、特色餐饮和数字化设计。

(一)多元餐饮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极大推动了餐饮业的发展。“餐饮业在国民经济中保持领先的地位,餐饮细分不断深化,中餐、西餐、中西合璧、正餐、快餐、火锅、休闲餐饮、商务餐饮、主题餐饮等行业快速发展,产权形式呈现多元化格局。”

(二)绿色餐饮

伴随着国民经济收入的提高,更多消费者重视绿色健康,不仅是回归原始,更是要寻找的是健康和自然。“素食”一词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在国内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饮食潮流,因此农家乐、私房菜盛行。素食特色的餐饮空间设计,运用地域性的风俗家具和民俗装饰风格来进行装饰,利用地域性的灶具、餐具、厨具等作陈设,利用地域性的农村蔬菜、出产作为饮食的资源。

(三)特色餐饮

特色餐饮通过3种形式进行设计:运用各种风格和流派进行的设计;运用“主题性”餐厅进行的设计;运用高科技进行的设计。利用各种风格流派进行的设计,如用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设计风格,雕梁画栋、小桥流水,室外大红灯笼高高挂,门前摆放石狮子,室内墙上悬挂中国画,镶嵌龙凤图样,供奉关公、财神爷,餐饮、餐桌、餐椅等传统家具古色古香。(四)数字化发展借助于机械、建筑、光、声、电、计算机、数字化等多种高科技手法,主题餐厅将会更具有科技感和现代感,或再现真实的主题环境。

三、关中文化在餐饮空间中的应用

(一)空间布局方面

餐饮空间的类型,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空间的类型,从地域性、地理性、国家、民族和烹饪供应方式等进行分类;不同空间类型具有各自的设计特点和决定性,对于各自餐饮空间的装饰、陈设、家具等有决定性的影响。以西安书门院的醉长安为例,其空间就是独特的窄院式空间,进门首先看到的就是附有“醉长安”的影壁,庭院内多处缀有花木,如玉兰、石榴及夹竹桃等,这些布置都使得小院充满了舒适安静的生活气氛。厅、廊、庭院的相互贯通,不仅给室内外空间相互延伸创造了条件,也形成了一种有层次的、通透的空间效果,使得宅院的空间更加宜人。以西安长安大排档为例,它是自由与规整相结合的布局,室内功能分区明确,利用格子门将空间进行了分隔,划分出了主要就餐区和若干次要就餐区,保证了与某些就餐区之间的紧密性,这种园林式的空间给人置身户外的感觉。以素心茶坊为例,它的布局也是园林式自然布局,是由大厅和小室构成,设置了散座、厅座、卡座及房座。散座区设在宽敞的空间,而房座相对于散座讲求的是整体风格,为独立空间,由曲径回廊连接。

(二)家具陈设方面家具的形式与风格

在餐厅的室内设计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因其面广量大而成为重要的视觉要素,因此在设计的初级阶段就要对家具的造型或设计进行充分考虑,结合地方传统建筑构件,经过提炼,塑造淳朴、敦厚、方正的陈设效果,同时也通过题字、书法、绘画、器物等呈现出高雅脱俗的境界。以西安长安大排档为例,它是以品尝关中菜品,领略关中文化为目的的餐饮空间。室内设计中运用中式的木构建筑、家具、陈设等来进行布置。从店面的中式建筑样式,到室内的家具、陈设、景观等无处不在运用符号语言,如木框吊顶、狄寨竹篾子灯笼灯具、大匾额牌子、古代路边摊架子、窗棂格、关中字画等。家具表现为方形或圆形的形状,可供多人一起用餐。以醉长安为例,它和长安大排档所体现出来的民俗韵味不同,它更多的是以石雕及植物的配置来塑造空间的气氛,使得餐饮空间能够生机盎然。以素心坊为例,它配置了精雕细刻的古典家具,古典丝绸甚至刺绣的靠垫枕头,具有民族特色的灯笼,同时点着檀香,放着梵音,营造了一种传统的饮茶氛围,体现着“禅茶一味”的精神内涵。为了满足客人对私密性的要求放置了竹帘,形成一个小的围隔。除了放置桌椅,它还有小而精致的景观布置,曲水流觞,于方寸之间展示自然风光。

(三)照明与灯具餐厅的照明设计

应该在保证环境照明的同时,更加强调不同就餐区域进行局部重点照明,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与环境照明相同的灯具组合,局部密集,重点照明。另一种是采用中式宫灯进行重点照明,这种方法常结合顶棚造型,将灯具组合到造型中。以长安大排档为例,餐饮空间装饰体现细节,表现在体现餐饮空间内具体的食品的色彩,传递食品的色香味,就如照亮食品柜,展现诱人的食欲色彩,因此一般食品柜的照亮度是周围照亮度的两倍。在就餐位置选用了筒灯,它的外观简洁,隐蔽性又强,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起到了很好的整体照明的效果。素心茶坊它整个室内整体的照明度适中,且光色也比较单一,似烛光的暖色光源,由灯笼罩着,让品茶的人能够放松心情,营造出了一种神秘的情调。

(四)民俗文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西安大排档茶饮区还专门设有皮影戏表演,这是流传于关中、陕北等地的传统娱乐形式。用牛皮、驴皮雕镂、绘制成人物、道具、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用灯光投射在白色幕布上,显出黑色影像,表演时演员在幕后边操纵,边在音乐声中说唱,供人们观赏。醉长安和素心茶坊都分别设有古筝演奏和茶艺表演,不仅给用餐者带来了乐趣同时也是对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结语

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密不可分,而承载饮食文化的餐饮空间会越来越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结合西安特色餐厅的实例,对这一面积比较大且多元化的关中文化区域,进行探索性的研究与分析,总结出在餐饮空间设计中,我们不能只通过简单的具象或抽象地域文化符号来表达地域文化内涵,而要通过归纳与提炼、加工与对比融合,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运用多种设计语言与形式对空间意境与主题思想进行表达,为未来我们进行区域性餐饮空间设计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振煜,赵文瑾.餐饮空间设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崔乐.关中居民典型院落室内装饰与陈设的审美理念[D].西安理工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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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饮食文化的内涵极为广博,但是饮食文化学的研究和构建相对滞后,应该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不同的领域,开展对饮食文化学的全面研究。

饮食文化是一个涉及面甚广且与人们13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相关的研究亦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有逐渐形成饮食文化学学科的趋势。

作者认为,正在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学,大致应包括饮食文化史与应用饮食文化两个基本的部分。饮食文化史主要指中国饮食文化发展的历史,研究重点应是历代中国各地的饮食文化,以及在全国范围和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传统。参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根据研究对象的内容与学术性质,饮食文化史应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所属专门史二级学科下的专门史其他学科。应用饮食文化,则是指饮食文化中可资现实借鉴与应用的部分,主要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饮食文化及其应用和发展,研究重点应是饮食文化的现实变迁,以及饮食文化的现实应用与嬗变和发展。根据上述研究的内容,应用饮食文化宜归人民族学一级学科所属的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二级学科。

中国饮食文化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复杂,并且具有跨学科、跨领域、跨时段研究等特点。饮食文化学主要涉及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考古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环境学、医学、保健学等相关学科。同时,饮食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又具有长时段和跟踪研究的特点,大致体现在历史研究与现实应用相衔接,以及中国饮食文化悠久历史传统的形成与变迁,饮食文化的合理继承、现实应用与嬗变发展等方面。

剖析饮食文化学的研究内容及其文化内涵,我们应重视对饮食文化学进行分类、分层及注重弄清其内部复杂联系的研究。作者认为,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事实相吻合,中国的饮食文化由56个民族及其先民所共同创造,其主体应是汉族为主的饮食文化,同时包容了各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因此,中国饮食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元、具有诸多分支而体现出鲜明的特色,以及总体发展过程表现出不同阶段的差异等方面的特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饮食文化还吸收了外国相关文化的不少因素。当前,中国饮食文化的改革与进步,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同时伴随与全球华人世界乃至各国、各民族的交流的加强,而得到更快地发展。

中国幅员广大,南北方饮食文化的差异十分明显。如北方嗜好面食,饮食偏咸;南方喜食大米,饮食味淡或偏甜;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以沿海地区为主的东部地区,与新疆、、云南等西部地区,在饮食习尚方面也存在明显不同,这一点则不大为人们所注意。事实上,中国东南西北以及各地边疆之间,乃至各地边疆与内地之间饮食文化方面的差异,也十分明显,由此反映出中国饮食文化具有复杂多元且源远流长的特点。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是提供社会产品的主要经济部门,享有丰富农业产品的社会,易于发展出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成员的贫富差别极为悬殊,社会上层、社会中层以及社会底层之间,其饮食生活的质量与相关习俗的差别亦十分明显。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上层讲究的是“食不兼二味”,并热衷举办可续食数日、菜肴多达数百种的盛大宴席,由此发展出以繁复、高档的菜系为明显特征的传统饮食文化。而社会下层通常仅能以简单果腹为满足,“民以食为天”这句俗语,反映了封建社会里大部分人以饮食为万事之首,普通百姓以混饱肚子为谋生最大愿望的这一严酷事实。对这一部分人而言,吃饱肚子是生活的最大目的,因此相对忽视饮食卫生以及饮食结构应有的合理性;同时存在食物来源的多样性与食物加工的简单性及随意性,这些都是下层百姓传统饮食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上述两端饮食消费人群之间,还存在一个由中小地主、自耕农、普通市民等组成的社会中层群体,这一部分人的饮食消费习惯,通常游离于前两者之间。亦应指出,由于历代王朝的崛起兴衰以及封建统治的频繁更迭,导致社会阶层的组成时常发生变动,前几种饮食文化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由此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饮食文化的若干共有特征。

就地域性差异而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农业为主要经济门类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居民,与内蒙古草原及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以及西南边疆和东北部边疆以山居生活为主的边疆各民族,彼此之间的饮食文化也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还一直影响到现在。因此,我们应注意到中国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与多层次差异,对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应分层、分类与分时期来进行研究,切忌列举某一类别的饮食文化,而武断地推定为中国饮食文化的普遍典型。

中国历史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发展具有长期的延续性,并未发生过明显的断裂。另外,自秦汉以来,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始终保持了主导的地位,以汉族文化为核心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与内涵丰富等特点。此外,诸多少数民族和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又起到丰富层次和扩展多样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深厚的历史积淀,对中国饮食文化产生了深刻和长远的影响,如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以饮食为万事之首的文化传统,深刻地左右了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和行为习惯,尤其表现在财富的积累与消费,日常生活的重心与相应安排以及饮食方面的观念和社会习尚等诸多的方面。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由于缺乏利用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意识与操作的可能性,富裕阶层所积累的财富,或广置田宅或大肆挥霍,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饮食消费。人们所举办饮食活动的规模以及所达到的水平,通常被社会视为是家族财力与兴盛发达的重要标志。在这样的情形下,食物的昂贵与珍稀,以及饮食活动的挥霍浪费,便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人们追求昂贵、珍稀的食物,看重的是拥有这些食物所象征的财富与社会地位,而并非是因为这些食物营养价值极高或滋味超群。如粤式菜肴中重视燕窝、鱼翅便是如此。精心烹饪的鲍鱼,形状酷似饱满的元宝,也因受到人们的追捧而价格飙升。至于富贵及官宦人家园中喜种枇杷,可能是由于枇杷果金光灿烂形似金子,而枇杷果实的滋味相当一般,这些人家则并不计较。汉代的封建帝王,为追求远方的荔枝一类的珍稀水果,不惜动用国家的财力和人力,从岭南等地快速递运至长安,上千里路程数日可至。至于运输所付出的高成本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扰民,则较少虑及。

在封建宗法制度下,人们严格规定了不同人等在社会和家庭中的等级与地位,讲究家族的兴盛与共同消费。隆重祭祀祖先,聚族而居钟鸣鼎食,是封建家族制度下重要的日常活动。在饮食方面,便形成了擅长制作复杂、大型的宴席,对食物进行超量消费,并以共食、多食为主要进食方式的饮食传统。饮食讲究复杂与排场,食品讲究多量与美味,食用讲究宏大的排场,因此成为上层社会通行的习俗。而居于社会下层的贫苦百姓,为满足果腹的生理需要,则流行简单烹饪甚至生食的方式,食物来源也体现出多元化与多样化。在遇到灾荒的年景,还以某些勉强可食用的动植物来代替日常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饮食中的卫生、营养合理搭配等问题,则属于次要甚至是无足轻重的了。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中盛行的共食与劝食的习惯,显然与古代中国上述的社会状况与消费习惯有关。

受中国饮食传统的影响,在食物的原料来源方面,中国人于各种生物几乎无所不食,以之作为食物之动植物的任何部位亦几乎无所不食。在食物的烹饪方面,发明了烹、炖、炸、炒、熘、爆、焖、煨、烧、煎、蒸、烤与涮等烹调方法,就构思之巧妙、操作之复杂而言,堪称世界无双。在判定饮食质量的标准方面,人们强调“味美”的重要性,看重食物珍稀的程度,并以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尽量丰富为佳。对饮食种类的合理搭配,烹饪方式的科学合理,原料的合理利用及必要的节约,饮食产品必要的卫生及食用安全等,则表现出明显的忽视。鲁迅曾说,上海的小笼包子确实味美,但不能看盛包子的碟子,一看肮脏的碟子,就再也吃不下去了。

为追求“味美”,人们甚至发明了生食猴脑、碳烤鹅掌、生刳驴肉等残忍的食法。为获得美味、体现新奇,人们食用全生、半生未经过消毒处理的鱼类和肉类。此类习俗在过去多见于记载,现今在一些地方亦不少见,以至成为传染病传播的一个重要来源。前些年上海因食用毛蚶导致甲肝流行,一些地方因食用果子狸而感染“非典”,均是见诸报端不争的事实。为追求食物的“味美”,中国传统的烹饪方式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如炸、烤某些食物的油温过高,可能产生不利于食客身体健康的物质;因烹饪时间过长、烹饪过程过于复杂导致食物营养成分大量损失,并增加了能源的耗费与环境的污染;不少食物还存在油大、盐重、营养搭配不合理等不利于食者健康的情形。至于因奉行共食、多食习惯而造成食物不同程度的浪费,以及某些疾病在食客中的相互传染,也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饮食文化的内涵极为广博。①除一般性的食物以外,酒类、茶叶及其他饮品,烟草、零食、水果等与人口有关的物事,与饮食相关物事有关的观念、习俗和传统,与饮食有关的器皿用具,制作饮食的过程以及饮食产品的储存和销售,与制作、储存饮食有关的能源消耗以及人居环境的污染,与饮食有关的消费习惯,饮食与人们健康及保健的关系,乃至围绕饮食形成的文化以及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等,都属于饮食文化研究的范畴。但是,受中国饮食传统的影响,凡言及饮食,通常人们所议论的对象,主要是食物与酒、茶类饮品,至于饮食文化的其他内容,则较少关心并予以探讨。迄今论述中国饮食文化的著作,有相当一部分是津津有味地讲述各类食品滋味之鲜美,以及烹制这些食品方法之复杂高端。或者以罗列日常生活中少见的奇菜珍肴、传奇式记载或难以实践的古怪菜单为能事,似乎中国饮食文化的内容,仅限于讲述这些远离大众日常生活的饮食秘事。至于与大众健康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内容,著者却视而不见。存在这样的现象,是值得饮食文化界深思的。可以说,目前人们关注的“饮食文化”,与学科建设意义上的饮食文化学,在内涵与外延方面,两者都存在较明显的差别。

由于对中国饮食文化学研究的滞后,关于饮食文化相关知识的宣传与普及,我们做得不够,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多对饮食文化的误解,甚至时见一些假饮食文化之名,只为挣钱而不顾食客健康之实的行为。例如,未经科学试验与有关部门核准,一些地方随意以花卉、草药、野生植物(假其名日“野菜”)人肴;不懂药酒配伍的知识,却随意以各类药材泡制药酒;甚至盲目开发古代记载中的所谓“古典菜式”,忽视了这些“古典菜式”中可能存在的食用安全与卫生方面的隐患;否认酒精伤肝的基本常识,利用媒体宣传饮用烈性酒可以保肝养肝等等。在“非典”流行期间,人们似乎突然发现了分餐制所具有的卫生、节省与简单的优点,推广各类分餐制一时蔚为风气,看来共食制将被分餐制所取代。但“非典”一旦匿迹,共食制在各地又卷土重来,这些都反映了数千年来形成的历史传统所具有的深刻性与改造传统实践方面的艰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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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饮食文化不节制权力功能人生观

引言

《金瓶梅》中对“欲”的描写是作者对芸芸众生观察的结果,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时代氛围下的产物。因而《金瓶梅》并非一部单纯表现食色性的书,而是通过描写宴饮和日常饮食这两大典型场景下的饮食,来异化饮食的权力功能,从而传达作者对人生的认识,即不节制、且不被礼所束缚的饮食终会衍变成一股毁灭性的力量,导致以幻空为结局的人生。终趋幻空,说到底还是因为不节制,赋予本来处于最基本层次的饮食以权力功能,打破了应有的平衡。不节制不仅是人生终幻的原因,也是《金瓶梅》饮食文化的最大特点。接下来就从《金瓶梅》饮食文化的基本形态——主食、茶酒、点心,去分析其饮食文化背后的权力功能。

一、《金瓶梅》中的饮食描写

《金瓶梅》中的饮食描写对作品之人生观的影响有显性和隐性两个方面。就显性而言,《金瓶梅》中的饮食描写构成不节制、逾礼节的饮食观;就隐性而言,《金瓶梅》中出现的茶酒、食物名称,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描述性意象,而是作为象征性意象,成为具有性别色彩的功能载体。

(一)饮食描写的基本形态

欲分析《金瓶梅》饮食描写的权力功能,先总结其饮食描写的基本形态,以西门庆一家为代表。第二十二回写西门庆吃早餐时是“一碗蹄子,一碗鸽子雏儿,一碗春不老蒸乳饼,一碗馄饨鸡儿。银厢瓯儿,粳米投着各样榛松栗子果仁梅桂白糖粥儿。西门庆陪应伯爵、陈经济吃了,就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了三杯”,可见这顿家常早餐是以荤腥为主,油腻且偏甜,而且西门庆有饭后饮酒的习惯。第三十四回写他与应伯爵在翡翠亭享用的午餐:“先放了四碟菜果……第二道,又是四碗嗄饭……落后才是里外青花白地磁盘,盛着一盘红馥馥柳蒸的糟鲥鱼,馨香美味,入口即化,骨刺皆香.西门庆将小金花杯斟荷花酒,陪伯爵吃”,同样午餐也以肉食为主,且吃饭必喝酒。日常饮食尚且如此,更何况宴饮。饮食描写之细令人震惊,也是《金瓶梅》区别于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的地方。历史演义小说中虽也有酒宴的情节,但并不写吃喝本身,如单刀会。英雄也不屑于谈吃,两三斤牛肉、半桶酒便可饱餐一顿,但对于西门庆这样的暴发户来说,膏粱凝脂、男女性事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才能带来及时行乐的快感。因而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吃喝本身,使《金瓶梅》中的饮食描写具有多种形态。

其一,“三汤五割[1]”类的肉食。这些是筵席的基本习俗,尤其是“人们的饮食生活中以鹅馔为尊,以鹅菜为重的礼俗[2]”,故鹅是酒宴上一道主要的大菜。但据《枣林杂俎》中“和集·巡台私从”中记载:“巡按向独身赴任,祖制:行李八十斤,出不马,食不鹅”,所以做买卖起家的西门庆即使后来买官做到了五品武官,按照礼制也是没有资格在筵席上动辄“割烧鹅”的,因而西门庆餐桌上的鹅,与其说是一道菜品,不如说是炫富摆阔、彰显地位的象征性物象。

其二,品种繁多的酒水茶水。酒是西门庆家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全书酒类31种,共写到29种酒名……实有酒名为22种[3]。《金瓶梅》中出现的酒可谓丰富,饮酒似乎也成为了西门一家必备的基本功,但显然酒只能刺激他们的感官。因而《金瓶梅》中的酒并不符合中国古典小说中普遍的叙事逻辑,酒既不是落魄之人逃避现实的武器,也并非是显示英雄气概或是名士风流的前奏曲,而单单成为发泄欲望、放大快感的兴奋剂,因为《金瓶梅》中的酒往往成为色的先导,醉意与淫欲相互交织,最终导致欲望的释放。作者正是以这种异于常态的叙事逻辑对酒进行解构,并不动声色地进行了反讽。和酒有同样解构功能的是茶,诸如《金瓶梅》里出现的茶名如八宝青豆木樨泡茶、梅桂泼卤瓜仁泡茶等等。这些茶的名称复杂,制茶方式也不简单。那么这些茶的味道如何呢?第七十二回写西门庆到潘金莲房中,“妇人点了……木樨玫瑰泼卤六安雀舌芽茶。西门庆刚呷了一口,美味香甜,满心欣喜”,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来西门庆常喝的茶并不是清茶,而是添加了很多果仁的甜茶。茶本是作为清口清胃的饮品,但是在西门一家的饮食中,却变成了甜品。这种颠倒的安排,不应当单纯地理解成是当时饮茶习俗在文本中的反映,而是作者有意通过描写不合理搭配的饮食和异化的食品功能,达到塑造病态人物的效果。

其三,各式各样的点心果品。《金瓶梅》中的点心,分为两类。一类是市井上常卖的,一类是自制的精致点心,后者如西门庆赏雪时吃衣梅。衣梅是用各样药料、蜜炼制过的,滚在杨梅上,外用薄荷、橘叶包裹,才有如此味道,可谓食不厌精了。

综上,《金瓶梅》中饮食描写的两大典型场景是宴饮和日常饮食,而二者的基本形态是“三汤五割”类的肉食、品种繁多的酒水茶水和各式各样的点心果品。那么作者大肆描写“金瓶梅宴[4]”的用意何在?这些“无事之事[5]”的存在价值体现在哪呢?接下来,就分析《金瓶梅》饮食文化的主要特征。

(二)饮食文化的主要特征

作者抓住日常的饮食,不仅高频率地写,而且细致地写,这种不节制的饮食生活到第七十八回达到顶峰,之后便是“乐极生悲”,关于饮食的描写一回少于一回,作者仿佛失去了刻画饮食生活的耐心,明显加快了叙事节奏,最后二十回的时间跨度长达十一年,与前八十回关于饮食起居的“耐心描写[6]”形成鲜明对比。作者描述态度的转变,是因为“在小说世界里,越有意义的生活密度越大,叙事速度相应放慢。在《金瓶梅》的文本世界中,饮食与性交之类的活动无疑是有意义的,而这也恰恰是西门庆的价值观[7]”。诚然西门庆一生的追求无非是感官的享受,包括鱼水之欢和口腹之欲,即使是追求权力,也不过是为了拥有更好的声色之欢。所以在前八十回,饮食描写是高密度地出现,被反复地描绘。对于西门庆等一干人而言,饮食是欲念的象征;对于作者而言,饮食不仅是叙述人物生活之必须,也是他创作思想的体现,正如浦安迪所言:“中国最伟大的叙事文作者并不曾企图以整体的架构来创造‘统一连贯性’,它们是以‘反复循环’的模子来表现人间经验的细致关系的[8]”。一个家族每日制作精巧的菜式点心,还经常性地举办大型的宴席,这些都是以财力雄厚、时间富余为前提的。这些“无事之事”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这里的饮食也不再是单纯的描述性意象,更多的是象征性意象。

那么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有言:“一个‘意象’可以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一次,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9]”。宴饮之所以被反复描写,是因为宴会往往是人性的展览馆,在这里,官场的利益亲疏和日常的人情冷暖昭然若揭。因為《金瓶梅》中的饮食已经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被赋有财权夸耀、情欲追求等意义,成为叙事的暗线索。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出现频率过高让观者觉得乏味,但这并不是无意义的重复,而是一张经纬线细密穿插的罗网。关于宴饮的描写越多,这张罗网的叙事密度就越细腻。这种近距离透视生活的叙事聚焦和接近原生态的反复描写,就是伏笔。伏笔运用得越多,描写对象的特征就愈鲜明,作者的用意也就越清晰,因为伏笔往往蕴含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潜藏着他的人生观,因而更具有暗示性和张力,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和象征意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金瓶梅》的结构就是宴会的总和,关于宴饮的描写与其说是流水账式的描摹,不如说是章回内部细针密线式的串联和呼应。

作者正是通过“吃看大桌面”的反复描写,突出了《金瓶梅》不节制的饮食观。用一句话来形容西门庆一天的生活,“吃了一日酒”就是最直接的概括。《金瓶梅》中频繁开宴,有时一天之内大宴小宴轮番举行,从早饭后开始,不到“一更”“二更”“掌灯时分”决不收场。这种从早吃到晚的饮食方式和琳琅满目的饮食种类构成了《金瓶梅》奢靡过量、不节制的饮食观。

二、饮食的权力功能

饮食本是维持生命的第一需要,也是人获得一定快感的载体。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为人性欲望的放大镜,衍变成获得权力的途径,最终演化成具有性别色彩的权力载体。

(一)饮食和女性权力

在古代社会,女性依附于男性,欲获得一定的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母德母教来教化家族里的男性,以支持他们对功名的追求。男子扬名,站在他们背后的女性才有资格得到社会的承认。二是以美色侍他人,让男性在食色性里获得快感,从而捕获男子的身心,依靠男性的宠爱在家族里争得一席之地。统观西门庆府中的妻妾,显然没有能力辅助家族男性夺取功名,那么自然会选择第二种方法,将女性权力和食色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金瓶梅》中的饮食往往带着浓厚的情色意味。

其一,暗示或隐喻男女性事。《金瓶梅》中的食物或以谐音或以形状来代指身体的某个部位,尤其是喻指带有情色意味的性器官,从而超越食物本身的含义。如第二回中,西门庆到王婆子家打探潘金莲,王婆子说:“他家卖的拖煎河漏子,干巴子肉翻包着菜肉匾食,饺窝窝、蛤蜊面,热烫温和大辣酥”。这自然是指男女性爱时的快感。再如潘金莲用腊煮鸭子来暗指西门庆性爱后疲软的性器官。通过上面几个例子,可以说明《金瓶梅》里的饮食描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将饮食和身体的某个部分相联,通过活色生香的描写,使食物成为情色的象征,从而将食物从代表人们口腹之欲的层面上升到情色欲望,这些情境下的饮食不仅是满足食欲之需要,也是增添情色意味之必须。

其二,为男女发生性关系创造氛围。食与色是互动的,一场饮食活动的结束,往往意味着男女性事的开始;而男女交合的结束,又是一场新宴饮的开始。前者如第十三回,李瓶儿摆酒设宴答谢西门庆,“妇人双手高擎玉斝……吃得酒浓时……两人上床交欢”。可见饮食是二人交欢的助推器。再如第七十八回,西门庆与林太太偷欢,亦是先饮酒吃菜,再入房中。后来西门庆与郑爱月、宋惠莲的开始也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下去的,似乎西门庆的每一次偷欢都以饮食为发端,在酒色朦胧中释放欲望。而欲望释放后,也要沉浸在酒食中回味一番。西门庆的一生都在食与色的交攻中度过,直至最后过用胡僧药,在食欲和性欲的交攻中消歇。

其三,成为妻妾争宠的手段。饮食作为女性争夺权力的载体,亦有隐性和显性两个层面。就前者而言,是将饮食作为情色放荡的诱因。或是以食物暗示女性身体的某个部位,刺激男性的爱欲;或是借助饮食为男女交欢创造氛围,使男性在性交中有更大的快感。但是从显性层面来说,是指女性把饮食当作笼络男子,捕获男子身心的工具。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潘金莲,她没有出身和财产,获得权力的唯一途径就是凭借美色美食争得西门庆的宠爱。以自制的茶和点心让西门庆满心欣喜。从“满心欢喜”这个神情描写和心理状态可以看出来,此刻的他对潘金莲是十分满意的,潘金莲利用食物笼络西门庆身心的目的成功达到,从而加强了她受宠爱的程度,巩固了她在家族中的地位。女子利用饮食控制男子的口腹之欲,诱发情色暧昧,又基于家庭成员的结构因素而演变为妻妾争风吃醋、争宠夺爱的工具与手段,于是围绕家室的饮食与情色体现出欢愉与沉溺,占有与征服。所以在西门府中,饮食成为女子获得权力的载体。

尽管女性可以通过食色争夺权力,获得物质的享用、欲望的满足和一定的发言权,但是这个权力是男性赋予的,一旦女子的食色为男子厌倦后,女性通过争宠得来的有限权力便岌岌可危,饮食所承载的权力功能便也不复存在了。

(二).饮食和男性权力

如果说女性视角下,饮食所承载的权力功能是在封闭的家庭环境中,将男性的口腹之欲引向更深层次的身体欲望,从而获得一定的权力;那么对于男性而言,饮食所承载的权力功能便是在开放的外交环境中,通过饮食使商场、官场的利益最大化,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力。

西门庆在未发家之前,举办的多是家宴或是朋友间的聚会,但加官后的西门庆给独子官哥儿的满月酒举办了四日的酒席,饮食的奢靡便自此不可收拾。西门庆为了能获得更大的权力,宴饮便成了官商交往的重要途径,这样一来,饮食便与权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第三十六回西门庆宴请蔡状元和安进士,酒饭之余还特意安排了戏子伺候,并于第二天在家中摆酒款待,送他们每人一份丰厚的礼物。蔡状元和安进士的款待尚且如此,更何论宴请宋御史与蔡御史,第四十九回写道:“西门庆递酒安席已毕,下边呈献割道。说不尽肴列珍馐,汤陈桃浪,端的歌舞声容,食前方长。两位轿上跟从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都领下去。家人、吏书、门子人等,另在厢房中管待,不必细说。当日西门庆典这席酒,也费够千两金银”。这场食与权的交易顺利进行,做买卖起家的西门庆终于达到了寻找政治靠山的目的。随后西门庆用一次又一次奢靡铺张的筵宴,换取了巨大的商场利益和官场特权,以饮食为媒介,构成了一张扩大权力、官商勾结的社会关系网。

所以饮食于西门庆而言,既是家中妻妾向他示好,助他达到性快感的兴奋剂,也是他新贵身份、丰厚财力的彰显,更是他实现官场商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从而使饮食透视出权力功能的深层内涵。

三、饮食文化背后的人生观

饮食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于封闭环境内,食与色构成情色交欢图,衍变成妻妾争宠的工具和获得一定权力的途径;于开放环境中,食与钱权形成一种畸形的交易关系,成为男性扩大权力、保证利益的载体。因而《金瓶梅》中的饮食,不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载体,透视出更深层次的权力内涵,

作者选取了典型的饮食片段,先是进行聚焦,使之清晰化。然后变焦,突出西门一家饮食的不节制、逾礼制。西门一家在酒与肉构成的世界里寻欢作乐、醉生梦死,每个人的生命在食欲和色欲的交攻中消歇,似乎都在做一场梦,在这个梦的世界里,真是烈火烹油般的热闹,除却加官进爵、男女性事是人生两大乐之外,再者就是大吃大嚼带来的口腹快感,因而作者将原本寻常见的,容易被人忽视的且处于弱势地位的饮食强化,将它放置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反复地进行描写,如一日三餐、各种宴席的具体化,从而达到一个更深刻的效果。

这个效果体现在人生需求的层次上,当人处在不满足的状态时,会有两种选择。其一,不断追求更高的需求层次,但统观西门庆一家,都处于低层次的需求中,潘金莲争风吃醋使手段不过是为了占据西门庆的性,从而在家族里有一席之地。西门庆的一生都是在满足淫欲和口腹之欲,其买官进爵也不过是为了能够享受更好的性与食,所以对于西门庆而言,“食”与“色”这两大基本欲望是衍生其他生存欲望的基础,他对金钱、权力的追求不过是食欲的膨胀化和异化。其二,停留在某个层次举步不前时,会将这个层次做足做精。如西门庆一生都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但他对于食物的态度,与其说是“吃”,不如说是“嗜”,将美味和声色作为人生的第一需求。享受的欲念不再深藏于心底的深处,被“礼”束缚着,而是汹涌迸发。“肉食者鄙”的观念也被“肉食者荣”替代。西门庆一家面对这种可怕的力量,显然是不自知的,已经丧失了最后一点反思意识和觉醒精神。而这段虚构的人生恰恰是对芸芸众生观察的结果,即礼崩乐坏、民风淫靡。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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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是城市在发展中积淀和创造出来用以指导城市发展思想、行为准则的隐形或显形的价值体系。城市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①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城市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大众传播。在现代化的信息社会里,大众传媒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大众传媒通过对信息的把关,有选择地传播信息,将城市文化,尤其是城市精神和规范传承下去,从而形成一个城市独特的文化内涵。此外,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其本身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受城市文化的影响,同时又通过传播信息推动城市文化的不断发展。

从《南国早报》看南宁的城市文化

《南国早报》由广西日报社主办,自1995年10月创刊至今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它集思想性、消遣性、知识性、趣味性和服务性于一体,以信息丰富、社会新闻及时、版面精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开放、包容性的南宁城市文化。首先,城市文化的核心是城市精神。城市精神依托有形的物质文化而存在。在各样的物质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饮食文化,南宁的饮食文化可谓很好地诠释了南宁的开放和包容。“最能打动人心的是南宁海纳百川的包容心――南宁不排外,能够容纳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色人群与事物。其中给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南宁形形的粉面,南宁在保有了自己的特色老友粉、八仙粉等传统粉面之时,也不乏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粉种,近的有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宾阳酸粉……远的有来自贵州的花溪牛肉粉、西安凉皮、四川酸辣粉、云南过桥米线……这些都被广泛接受与喜爱。”②《南国早报》也在日常报道中呈现了南宁饮食文化的多姿多彩。《南国早报》每周三出版的“食周刊”就是一份特别为各种饮食定制的地图。“食周刊”每期主要由“本期重点”、“读者互动”、“早报热线”三个子栏目构成。“本期重点”每周的话题各不相同,内容涉及养生、传统名食以及特色饮食、本土饮食习俗……但在不同的报道中,各地饮食的介绍,包括其功效、做法、特色等的介绍却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对各地的饮食文化在南宁落地生根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有利契机,展示了南宁的开放和包容。南宁作为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连接东南沿海和西南内陆的重要枢纽,南宁充分地运用了这一区域性优势,适时地推出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以及大地飞歌的品牌,之后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每年还举办丰富多彩的“美食节”、“汽车展”。《南国早报》通过全程跟踪报道中国―东盟博览会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盛况,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开放、包容的南宁。正如新华社评论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所显现出的包容胸怀,让中外客商对南宁这座城市产生了认同感,城市魅力倍增。”

“能帮就帮”的互助精神。大众传媒对城市文化的另一个影响体现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媒体通过传播政治制度、行为规范等,让公众形成和认可与城市相关的规范,并能在这样的规范之下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大众传媒根据时代的需要有选择地报道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人和事,有选择地集中报道某类新闻题材,促使公众日益加深对城市文化的认识,形成一种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普遍价值。最终潜移默化地构建城市的核心价值观,又通过报道践行城市核心价值观的公众的言行来为公众树立榜样,使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其中来,直至深入人心,从认可到认同。《南国早报》一直坚持“心连寻常百姓,情系千家万户”的宗旨,大力弘扬“能帮就帮”的互助精神。

首先表现在《南国早报》对相关社会议题的设置上。议程设置理论表明:大众传播中越是突出某议题或事件,公众越是关注此议题或事件。议程设置是舆论导向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传媒通过有选择的新闻报道来把社会注意力和社会关心引导到特定的方向。

2008年2月25日“八桂义工”征集令在《南国早报》,同年3月2日《南国早报》开始推出“八桂义工”的系列报道,至2010年8月已经有170余篇“八桂义工”的报道见诸报端,重点报道了义工的一系列善义之举,为人们展现了真善美的道德规范,而且这些报道都是持续的、不间断的。关于义工的报道,一方面让受众知道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有那么一些普通人,他们利用空余时间做着一些看似简单却需要用爱、用恒心来完成的工作;另一方面引导人们关注弱势群体,并通过义工的行动间接起到一种榜样的作用,且导向明确地告诉受众:咱们的城市里不缺少善义之举,虽然这些行为“小”,但却值得整个社会学习。

其次是“市民之声”栏目的开办。“市民之声”应该是《南国早报》极具竞争力的一个特色栏目,栏目明确指出其为“公众交流的第一平台”。“市民之声”主要包括“热线追踪”(广西新闻奖名专栏)、“追薪连线”(广西新闻奖名专栏)、“有苦难言”、“环境扫描”、“消费奇遇”、“有图有真相”等子栏目。在每周一至周五有两个版面留给“市民之声”,周六和周日则有一个版面。除了以上这些相对固定的子栏目外,还会根据不同的内容编辑成诸如“早报帮问”、“市民互助”、“热线报警”小栏目。以上这些栏目从名称上就可看出它们的亲民性,而这些栏目的内容涉及普通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内容有时虽然显得琐碎,但却是和普通人利益相关的。

传播内容的框架理论表明,文本框架也就是传播内容的呈现形式,而“语态就是新闻文本框架的重要内容,简单地说,即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报道新闻、安排文本结构”③。作为都市报,其新闻报道的语态应该是轻松、具有故事性的,同时也应该是感性和生动的。以2010年9月22日“市民之声”的部分内容为例,“有话就说”就说了以下小事:《无奈:路灯不亮摔一跤》、《无语:肇事车主扬长去》、《郁闷:带路被骗1000元》,“无语”、“无奈”、“郁闷”都是感彩较浓并且是较为生动的词汇,而叙述时所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我”,从某种程度上拉近了与读者的心理距离。

此外,“天天3・15”、“热线追踪”和“追薪连线”几个栏目则更加直接地通过媒体社会监视的功能,帮助普通百姓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些栏目的呈现形式基本包括标题(通常也是遇到的问题)、讲述者(具体讲述遇到的问题)、记者连线,最后则是连线之后的反馈。这种呈现方式有受众、受众所述对象,还有通过记者(媒体)报道后的反馈,其实是充分尊重来电反映问题的受众的表现,间接上他们会在心理上有自己的问题被重视、被认同的感觉,即使最终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也会在情感上对媒体有更强的贴近与认同,这会影响到他们对媒体的印象以及选择。

《南国早报》对南宁城市文化呈现的不足

包容、开放以及“能帮就帮”的互助和谐的城市文化,无疑是《南国早报》呈现的南宁最突出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但显然还不能完全折射南宁的城市文化。

民族内涵呈现不充分。南宁,是一座拥有1680多年历史的南疆重镇和文化古城,也有着自己独特的灿烂文化,其中不乏具有本土特色的人文积淀。除此之外,南宁还有更多原生状态的文化素材可供开掘,这就是以壮、瑶、苗为主调的、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文化中心城市,南宁的城市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应尽可能多地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保留与补充。在关于民族特色内涵的挖掘和呈现中,作为媒体就应该充分发挥其宣传功能,弘扬和保护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文化。然而,《南国早报》在民族文化上呈现得并不充分,虽然在2009年该报推出了专门解读广西民族地区的系列报道《风情广西》、《探秘广西》、《山水广西》等,但类似于此的特别是针对南宁的特色民族文化的报道却鲜见于报端。另外,《南国早报》也有一些关于彰显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报道,如节庆报道、横县“茉莉花节”的报道、宾阳“炮龙节”的报道、传统的壮族“三月三”的报道等,这些报道一方面确实传播了南宁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但另一方面由于报道的“节令性”强,加上报道中重点涉及的几乎都是较表面的内容,如报道节日盛况,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挖掘节日的内涵和呈现出的新特征,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保护民族文化的作用。

对绿城南宁,绿色文化的呈现较浅薄。南宁素有“半城绿树半城楼”的花园城市盛誉,绿是南宁的城市底色。但是,绿城南宁目前却还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以“绿色”为主题的文化内涵,这使得满城绿色较为浅薄,每当媒体上提及“绿”也是指南宁“青山环城、碧水绕城和绿树融城”,强调城市在自然景观上的满眼绿。此外,《南国早报》作为广西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在其日常新闻报道中并没有对“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很少有涉及“绿城”的相关议题,因此,在日常新闻报道中很难表现“绿城”的真正内涵。绿城是一个品牌,媒体在报道时更应该丰富人与自然相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生态文化内涵。

提炼南宁城市核心价值观,更好地呈现南宁城市文化

大众传媒是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城市文化塑造和传播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南国早报》能否有效地塑造、传播和传承南宁的城市文化,关键在于《南国早报》对南宁市的人文历史和发展方向是否有清晰的认识,并能准确理解城市发展的内涵。传媒对城市文化的理解基于城市的传统历史文化以及现实的发展定位。

从政府层面而言,其应该根据城市的历史传统与定位提炼城市的核心价值观。有了价值观和理念的提出,一方面给城市市民提供了行为参考,另一方面也为媒体塑造和传播城市文化提供了指导标准。

南宁的城市精神应该是什么?2006年8月,自治区原党委书记刘奇葆在巡视考察南宁市时强调指出:“塑造城市灵魂……南宁市应当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着力提升城市品位,塑造城市魅力形象,努力发展具有时代气息、民族风格、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④开放、包容、具有民族风情无疑是南宁这座南疆城市的突出城市精神。

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南国早报》应该根据南宁的城市精神合理地设置议题,有规划、长时间地对某类人、某类事进行报道。《南国早报》除了继续设置开放、包容的南宁城市文化的议题外,更应深刻理解“绿”的内涵,按照“绿”的核心,制订相应的传播计划,根据传播计划和目的的需要,有意识地选择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作报道。如是否可以经常报道一些践行环保、低碳等绿色生活方式的典型人物;是否可以在绿色通道等展现城市文明的环节上,多报道城市绿色通道的相关建设;是否可以在原有栽花种树的基础上,报道“绿色”的维护等相关议题。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区域竞争,将以文化论输赢。”⑤城市文化无疑就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在塑造和传播城市文化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大众传媒在塑造、传播、传承城市文化中,充分规避不确定因素,理性认识自身的不足,合理解读一个城市的历史人文和现实状况,适时设置议题和组织报道,那么就能使公众更容易接受城市文化,也就更容易使他们将文化内化在自己的日常行动中,久而久之,城市也就具备了较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注 释:

①张健康:《大众传媒对城市文化的建构》,《当代传播》,2006(1)。

②蒋艳玲:《二十年后的南宁,你更包容》,《南国早报・都市副刊》,2008(12)。

③路春燕、张洪忠编著:《大众传播学教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赵岐阳:《刘奇葆:抓住机遇 把南宁建设成为区域性国际城市》,《广西日报》,2006(8)。

⑤张艺:《城市品牌建设与城市文化研究》,《商场现代化》,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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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题。任何民族的饮食乃至由饮食折射出的文化特质都体现了这个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风范。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体现在“和”字上,“和”有“中和”“融合”之意。中华饮食的发展鲜明地体现了“和”文化的思想精髓。中华饮食起源于农耕文明,大量食物来自土地。随着民族文化的交融,汉族逐渐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肉食”饮食方式,扩大了食物范围,丰富了饮食结构。汉唐以后,中亚及东南亚等地的食物品种大量引进,增补了中华饮食品种。近世以来,西方饮食理念与方式得到认同,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华饮食形态逐渐形成,翻开中国食谱,到底哪种是地道的中国食物或外来食物,人们恐怕已经模糊。大量外来食物品种能够进入中国并转化为饮食的有机部分,不仅在于地理条件与自然气候为其提供了生长发展的基本环境,更重要的还在于中国人将其放在“和”文化的平台上加以吸纳。在外来食物或饮食方式的同化过程中,中华饮食突显出“本土化”的内在机制与运作模式,而本土性是始终坚持的首要原则。中国南方多水田,北方多旱地。米和面成为中国人的主食,水、旱地中生长的瓜果蔬菜成为与主食相伴的食物,家畜、水产品及野猪等动物大多成为改善人们生活的佳肴。尽管这种饮食结构及生活方式在物质极大丰富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华饮食最根本的本土性特质却仍以不同形式存在,且构成中华饮食文化体系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提供“中式餐饮”的餐馆与酒店中,中国本土化饮食要素不可或缺。只有中国本土性的饮食原料与中国厨艺有机结合,人们才能真正品尝到中华美食的滋味。中华饮食引进外来食物的过程中,一是接受,二是消融。引进接受是前提,消融改造是目的。经过消融改造的食物同时被赋予新的含义,融入到传统的中华饮食中。如原产非洲的油料作物“芝麻”,在中华饮食长期实践与探索中还被广泛地用为调味品,与本土饮食有机结合,被加入到许多甜馅、糕点、饼类食品中。中华饮食文化历久弥新,还在于不断汲取周边各民族及域外的有益文化元素,进而推动中华饮食文化的变革。如中餐“合餐制”的形成。自先秦两汉至唐代,进食采用“分餐”方式。南北朝时期,胡人用的被称作“胡床”和“貊盘”的器具开始逐步向中原地区流传。“胡床”即现在的马扎,“貊盘”是一种较大的餐桌,它们便于餐者起坐取食。这些饮食器具的大范围推广以及对其进一步的改造创新,打破了跪坐而食的局限,形成了围坐合食的进餐形式。而对“合餐制”的全面接受与文化认同,事实上也建构在“和”文化的理念之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的功能必然超越物质层面进入精神范畴,并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作为人类饮食文化的一种存在样态,中华饮食文化不仅在物质层面上体现了人对世界和自然的深刻认知与利用,更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了人对美好事物不懈追求的愿望。在全球化时代,中华饮食文化并不会失去自我,而将在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认同之下进一步为世界各国所认同。(摘编自肖向东《论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饮食》)1.下列关于中华饮食的表述,不能体现“和”文化思想的一项是(C)A.在接受了游牧民族的“肉食”饮食方式之后,汉族的食物来源更加多样,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B.在民族文化的交融过程中,中华饮食逐渐接受了亚洲其他地区的食物品种,进一步扩大了饮食范围。C.任何一个厨师,想要制作出真正的中华美食,就必须将中国本土性饮食原料与中国厨艺有机结合起来。D.芝麻引入中国后,首先作为新的油料作物被接受,后来有了新的含义,被广泛地应用为调味品。2.下列理解,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D)A.今天我们翻开中国食谱,大多数人已经不易准确地辨认出哪种食物是地道的中国食物。B.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中华饮食形成了米面为主食、蔬菜鱼肉为副食的饮食结构,具有鲜明的本土性。C.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餐馆,只要是提供“中式餐饮”的,就离不开中国本土化的饮食要素。D.“胡床”“貊盘”带来了很多便利,南北朝时期在中原大范围推广后,推动了中华饮食进餐形式的发展。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D)A.各民族的饮食都体现了本民族的文化风范,同样,中华饮食也彰显了中华民族鲜明的文化个性。B.中华饮食不断引进外来饮食元素,这一方面丰富了传统饮食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促进了自身的革新。C.饮食的功能可以分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并与人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紧密相关。D.在全球化时代,中华饮食文化将更多地体现出人类普遍的文化价值特征,从而被世界各国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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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存在着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和多样性的特点,饮食文化的差异也是跨文化交际中影响交际结果的因素之一,了解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理解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探究其文化底蕴、互补与兼容。[1]

[关键词]饮食文化;餐桌礼仪;文化差异

一、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

1、中国饮食文化的特征

中国饮食文化与中国文化,关联极其密切。因而我们有必要先对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作一阐述。中国文化自文明产生以后就以比较强烈的现实主义的思潮表现出来,伦理道德的色彩十分浓厚。综观我国五千年文化史,虽然封建礼教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不过人要吃饭总是天经地义,于是文化也只好向口腔发展。首先因为人口压力以及其它多种原因的存在,所以中国人的饮食从先秦开始,就是以谷物为主,肉少粮多,辅以菜蔬,这就是典型的饭菜结构。其中饭是主食,而菜则是为了下饭,即助饭下咽。这样促使中国烹饪的首要目的是装点饮食,使不可口的食物变得精妙绝伦;其次,由于中国文化追求完美,加上中国手工业的发达,使得中国的饮食加工技术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体现了中国饮食文化追求完美的特征。即不仅要获得良好的感观享受,还要获得人生哲理等方面的理性享受。所有这些,使中国饮食文化具有如下特征:博大精深、烹饪技术发达、食谱广泛、饮食含义丰富。[2]

2、西方饮食文化的特征

理性的西方人在饮食方面也十分理性,他们更注重的是食物是否营养。中国的食物注重的是色、香、味。这就是两者的区别,在一些电影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西方人早餐喜欢喝果汁,平时吃饭也很喜欢吃蔬菜沙拉,很少与炒菜沾上边,并且生吃蔬菜加上点沙拉酱美味又不缺失因爆炒而失去的维生素。

二、中西餐桌礼仪方面的差异

1、位置安排礼仪

中西方都讲究宴请的座位安排。中国的入座的礼仪是先请客人入座上席,一般先请年长者就坐根据辈分依次入座,中国人比较在意座位的安排,因为这个也象征的权利和地位,一般受重视的或者地位道高权重的会上上座,就像我们看古装剧的时候,一般来了尊贵的客人,主人都会说:“来来,请上座。”当我们入座时要从椅子左边进入,入座后不要动筷子,也不要弄出响声来更不要到处随便走来走去,如果有什么事要向主人打招呼;西方的入座礼仪也是从左侧入座,当椅子被拉开后,身体在几乎要碰到桌子的距离站直,领位者会把椅子推进来,腿弯碰到后面的椅子时,就可以坐下来了,这个场景我们也可以经常从电影里看到,西方绅士的男生和美丽的女士去约会就餐的时候,都会很绅士的拉开椅子让女士就座。就坐时不可玩弄桌上酒杯、盘碗、刀叉、楔子等餐具,不要用餐巾或口纸擦餐具,以免使人认为餐具不洁。

2、用餐礼仪

中西方对座位的安排都有各自的安排,面对用餐,那差异便是必不可少的了。

首先在上菜顺序上双方就有差异,中方的上菜顺序是汤、主食、餐酒、水果;西方的上菜顺序是菜和汤、水果、餐酒、主食、甜点和咖啡。

其次是餐具的差异,中方的餐具是:杯子、盘子、碗、碟子、筷子、匙羹等几种;西方的餐具是:刀、叉、匙、盘、杯等,刀又分为食用刀、鱼刀、肉刀、奶油刀、水果刀;叉又分为食用叉、鱼叉、龙虾叉。西方的讲究比较多,有时候比较重要隆中的场合,餐具会有很多,他们会很仔细的分吃什么用什么刀叉。公用刀叉的规格一般大于使用刀叉。

最后是表示停餐方法的差异,中方:中国宴席中场停止了,我们可以把筷子放在碗上或者汤匙上,如果将筷子横放在碟子上,那是表示不再进膳了。西方:如果宴席需要中场休息,刀叉不同的摆法有不同的含义,如果吃到一半想放下刀叉略作休息,应把刀叉以八字形状摆在盘子中央;若刀叉突出到盘子外面,不安全也不好看。边说话边挥舞刀叉是失礼举动。用餐后,将刀叉摆成四点钟方向即可。

三、着装礼仪

除了以上说的礼仪差异之外,在着装方面中西方也有差异。在中国,人们在宴请别人或者自己被宴请的时候都可以穿着随便点,甚至可以T恤和穿牛仔裤都可以;但是在西方,一般比较高级的宴会,对人们的着装都是有要求的,我们平时看电影也可以看到,如果你的服装不正式是不给入内进餐的。所以在西方,一般高级的宴会,男士都要穿西装皮鞋和打领带,女士需要穿套装和有跟的鞋子。不可以穿休闲服去就餐的。这些虽然都是细节,一旦出错了就会闹出很大的笑话。

结语:随着现在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让越来越多文化发生碰撞,中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就是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产物,它让世界的各个角落越来越靠近了,让中西文化在碰撞中不断融合。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其实也就是各国的文化的缩影,正向面对这些差异,会让我们以后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陈歆.跨文化交际中饮食文化差异研究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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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对策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西部民族地区农民增收的政策思考 西部民族地区县域民办幼儿园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策略探索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现状研究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总体框架设计 论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 西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发展初探 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安全管理与对策研究 略论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对策研究 西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探析 贵州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补偿与生态环境保护机制 西部民族地区培育和扶持新型农民的途径与政策研究 刍议西部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需求的产业背景及政策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与旅游扶贫联动开发探索 生态脆弱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新模式探索 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瓶颈问题的探讨 关于西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创建的思考 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运行机制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2-07-11.

[8] 徐柯健,殷继成.海螺沟冰川公园的开发与保护[J].四川地质学报,2001,(4).

《饮食人类学》专题导言

彭文斌哈佛大学已故著名人类学者、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研究商周青铜器时说过,要研究青铜器的原始使用场景,离不开器皿之内容,即食物基本元素的思考,他认为“到达一个文化的核心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并且以中国饮食为检验性个案,对华夏饮食文化的食材环境、制作观念、饮食习惯的适应性、观念与信仰及其在文化中的定位作了探讨。张光直先生以人类学的专业眼光,以食物生产与消费空间来认识中国文化的元素与精髓,其物质文化为导向的文明观对于学界产生了不少启发式的影响。

以食品讨论权力和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如西敏司),以华人世界(港台与客家)的餐饮认识全球化的流动性(如吴燕和、张展鸿、陈志明、蒋斌等),以应用人类学或人类学通论的形式来探讨饮食人类学(如李德宽、田广、彭兆荣),在海内外学界也不乏先例。不过,饮食传统虽然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也定位中国文化,近世社会平均主义的创世理性大行其道,食品消费与认识论途径受到阻隔,成了禁忌,就如禁忌本身,也是饮食习惯与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人类学因时代的变迁,缺乏对饮食人类学的积淀和研究的前驱动力,前些年滞后港台,也是情有可缘,不过此现象近年来在东南一带的沿海高校也有所改观,饮食人类学在国内人类学界的发展也逐渐引人瞩目,有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趋势,且多民族边疆区域的食品、仪轨与族群认同问题也开始受到重视。

饮食人类学,就其学术概念而言,分享了人类学的基本宗旨,被u为人类学考察社会与文化要素的“实验场域”。在跨族群文化的饮食实践中,也最能体现文化差异、相对观与伦理道德问题,也以感官的形式最考验文化的包容性。跨文化饮食研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实践与过程观察角度,对于认识社会组织、生产与消费、等级或阶级、文化分类与信仰体系、象征等,都有不少实证与社会文化象征的意义。

立足于西南地区的学术刊物《民族学刊》,多年来致力于前卫学术的研究,不断探讨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前瞻性问题。而中国的西南地区,素以生态多元、族群多元和饮食文化多元著称,是跨族群文化研究(包括饮食文化)的天然宝地,不仅具有物质文化与民俗学层面的意义,也是象征与“实验民族志“探索的广阔天地。《饮食人类学》专栏在《民族学刊》的开辟,也正值人类学的知识“大众化”与“实验”趋势方兴未艾之时,公共性、趣味性、多元性、地方性与个体主观性的认知角度在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知识层面,减少“学院精英主义”,强调公共性、叙事性与接地气,讨论社会的常识与应用问题,关乎民生与民意,推崇叙事语言的直白与简朴,则人类学可堪普及,也会深入人心。张光直先生所说之“肠胃”,既非温饱,也非物质品尝的单一内涵,而是具认知的本体与情感人类学的原初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