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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规制在WTO服务贸易中具有非凡地位。GATS通过第16条、第17条所确定的多边纪律和第6条对国内规制的一般性规定来约束成员方的规制权力和自由以谋求服务贸易自由化。目前国内规制一般纪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性质与范围、必要性、透明度、等同性与国际标准等方面。

WTO关于国内规制纪律的规定通过一定机制对成员方的规制自由具有重要影响。国内规制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具有非凡的作用。由于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和以商业存在方式提供等特征,边界措施如关税等在服务贸易中无法适用,因此,各国需要借助国内规制来对服务贸易进行管理。WTO要推行服务贸易自由化需要建立必要的纪律对成员方进行一定约束,因而必然会对成员方的规制自由进行限制。但是,成员方要取得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利益却又需要拥有一定的规制自由以实现国内政策目标。没有规制纪律,就无法推行自由化,而没有规制自由,服务贸易自由化就会丧失成功的保障。WTO推行自由化的多边纪律与成员方追求政策目标的规制自由在多边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冲突,如何协调、平衡二者的关系,意义重大。

本文重点对GATS的国内规制纪律所面临的问题、可能的发展趋势及其对规制自由的影响进行探讨。

一、GATS中的规制纪律与规制自由之现状GATS对规制纪律与规制自由在序言中有原则性规定。序言承认成员方为了满足国家政策目标有权规制其领土内的服务提供,同时鉴于不同国家的服务规制水平存在差异,承认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行使这一权利。

同时,GATS又认为“服务贸易对于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日益重要”,提出要“建立一个服务贸易的原则和规则的多边框架,以利于此类贸易在透明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得到扩大”,并在第6条中对成员方国内规制做出了专门规定。GATS谋求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方式是逐步减少乃至取消对服务贸易的限制,而不是取消成员方的国内规制权力。因此,GATS承认成员方规制的权力,但同时要求减少有关措施对贸易的限制。准确地说,GATS所要约束的是成员方限制服务贸易的规制权力和自由。具体来说,这种约束有两类渠道:一是GATS第16条、第17条所确定的多边纪律,二是GATS第6条对国内规制的一般性规定。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成员方将对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大致上区分为数量限制和歧视性限制,并分别将其归于第16条和第17条调整和约束。在已承诺的具体部门,所有属于第16条和第17条范围的限制性措施,除非在成员方的承诺表中标明都予以禁止。在没有进行具体承诺的部门,成员方可以实行限制。GATS第6条有关国内规制的一般纪律的规定,目的在于将国内规制措施对贸易的限制降到最低。这一纪律既适用于已承诺部门中不属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纪律约束的限制措施,也适用于许可和资格要求及程序、技术标准,甚至还适用于在没有作出具体承诺的部门中对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因此,成员方实施规制的权力和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是受到GATS第6条有关国内规制的一般性纪律约束的。

GATS第6条对国内规制的约束目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有约束力的规定。GATS第6条第1款、第2款、第3款和第6款规定,成员方在已经做出承诺的部门以合理、客观和公正的方式管理对服务贸易产生影响的所有普遍适用的措施;要求建立审查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的机制;要求维持或建立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并提供客观、公正的审查。这些款项还要求,在已承诺的部门提供服务需要批准的情况下,成员方的主管机关应当在完整的申请提交后的合理期限内将有关决定通知申请人,在申请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应告知其申请办理的情况。成员方在做出承诺的服务部门应建立适当的程序,以验证外国服务提供者的能力。这些规定对成员方在已承诺的服务部门中规制措施的管理方式、司法救济、服务申请的办理和外国服务提供者能力的验证等提出了明确要求,是成员方在行使国内规制权力时须接受的限制。

2.有关国内规制纪律的临时适用机制。根据GATS第6条第5款的规定,在第4款规定的纪律生效之前,在做出承诺的部门将第4款包含的主要原则适用于许可和资格要求及程序、技术标准。这就要求许可和资格要求及程序、技术标准等措施应基于客观、透明标准,不构成超出保证服务质量的不必要的负担,许可程序本身不构成对服务提供的限制。虽然第5款的规定具有临时适用的性质,但它对成员方采取的许可、资格和技术标准等措施提出了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第5款的适用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第5款只有在所采取的许可、资格和技术标准等措施被认为损害了具体承诺时才适用。其次,成员方所采取的措施可以豁免,条件是该措施在该成员方做出具体承诺时是能够合理期待的。因此,至少在1995年WTO成立时,已经存在的那些管制服务贸易的国内措施能够豁免适用于第5款的规定。

最后,第5款规定的模糊性如“不必要负担”中的必要性标准,也使这一规定的作用进一步受到削弱。3.对制定国内规制多边纪律的授权。由于服务贸易被纳入多边贸易体制为时不久,GATS有关国内规制的规定十分原则,要实现国内规制对贸易限制的最小化,需要对相关规定进行明确和细化,从而使GATS有关国内规制的原则性规定具有可操作性。为此,GATS第6条第4款授权服务贸易理事会通过设立适当机构制定必要的纪律,以确保资格要求和程序、技术标准和特许要求等措施不构成对服务贸易的不必要障碍。该款还规定,此类纪律的目标是确保上述措施:(1)基于客观、透明的标准;(2)不构成超出保证服务质量的不必要负担;(3)许可程序本身不构成对服务提供的限制。为了实施GATS的要求,1995年3月1日服务贸易理事会通过了《关于专业服务的决定》,成立了专业服务工作组(WorkingPartyonProfessionalServices,以下简称WPPS),将会计行业作为尝试制定国内规制纪律的优先部门。1998年底,WPPS完成了会计部门国内规制纪律的制定。此外,全面制定国内规制纪律的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中。有关国内规制的具体纪律一旦建立,必然会对成员方的规制自由产生重要影响。

二、一般性规制纪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趋势以下本文以GATS第6条第4款、WPPS制定的会计部门纪律(以下简称会计纪律)和WTO关于实施卫生措施和植物卫生的协议(以下简称SPS协议)、贸易性技术壁垒协议(以下称TBT协议)对国内规制问题的规定为基础,重点探讨国内规制纪律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发展趋势。

(一)规制纪律的性质与范围WPPS在制定会计纪律的过程中,对GATS第6条第4款的性质和范围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从而为制定该款项下的一般纪律提供了重要借鉴。WPPS指出,GATS第16条和第17条属于第三部分具体承诺的事项,而第6条属于第二部分一般义务和纪律的范围,二者在法律上具有根本区别。所以,取消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限制要经过具体承诺的谈判,而将国内规制对贸易限制成分最小化的义务是一项普遍义务,受第6条第4款所制定的纪律约束。基于相同原因,GATS第16条和第17条涵盖的限制性措施与第6条第4款所要约束的措施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同的。在做出具体承诺的部门,成员方对于限制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措施除非在承诺表中列明,否则不得采取,但在没有做出承诺的部门则可以采取。实行国内规制措施的权力虽然是被承认的,但要受到根据第6条第4款所制定的纪律的约束,以实现对贸易负面影响的最小化。WPPS最后得出结论认为,为了确保法律的确定性并使会计纪律与GATS的结构一致,GATS第16条和第17条与第6条第4款不应有重叠,会计纪律不适用于受第16条和第17条约束的措施。但是,哪些措施属于第16条和第17条的范围从而需经谈判做出承诺,哪些措施属于一般规制的范围?WPPS所采取的方法是将会计部门中限制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典型措施另行列举在“非正式注释”(informalnote)之中,表示取消此类限制需经特定承诺谈判,而不是受第6条第4款的约束。会计纪律是无条件的义务还是有条件的义务?这些纪律是仅在已做出具体承诺的部门内适用,还是不管是否存在具体承诺都应适用?如果该纪律的适用不取决于成员方是否做出承诺,那么,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贸易限制应受到约束。如果该纪律仅适用于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以外的事项,那么,这意味着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的种种限制将成为规避国内规制多边纪律的避风港。会计纪律规定该纪律仅适用于在承诺表中对会计部门做出具体承诺的成员方,即仅适用于成员方承诺实行自由化的服务,不影响GATS所包含的自愿性质。然而,这一规定对未来国内规制的一般纪律的适用范围可能并不具有决定性。第6条其他4款明确规定仅适用于已承诺的服务,而第4款缺少这一限制,所以,该纪律似应适用于所有服务部门,而不论成员方是否做出了自由化承诺。此外,虽然第5款规定将第4款所列举的原则临时适用于成员方已承诺的部门,但这样做的目的是在第4款的纪律生效前使特定承诺不因这些纪律的缺失而受到损害,亦不能构成将国内规制的一般纪律仅限于已承诺部门的根据。

(二)必要性标准由于国内规制纪律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有关措施不构成对服务贸易的不必要障碍,因此,必要性标准在判断国内规制措施对贸易是否具有限制的问题上具有核心作用。1.WTO有关协议中的必要性标准及其差异。会计纪律对必要性标准作出了有拘束力的规定,指出:“成员方应确保不属于GATS第16条和第17条项下承诺的与许可要求和程序、技术标准、资格要求和程序有关的措施的制定、采取和适用不得对会计服务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或具有这种效果。为此目的,成员方应确保此类措施不得超出实现合法目标的必要而对贸易进行限制。上述合法目标包括:保护消费者(包括会计服务的所有使用者和一般公众)、确保服务质量、提高专业技能和行业的整体一致。”

必要性标准的概念也存在于WTO的其他协议中。例如,GATT第20条和GATS第14条规定的一般例外,要求成员方采取的例外性措施须为实现一定政策目标之必要。此外,TBT协议第2条第2款也规定了必要性标准。GATT、GATS的例外规定与会计纪律、TBT协议所包含的必要性标准是不同的。前者适用于一般例外的情形,目的是将成员方可能违反协定义务的行为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根据一般例外所采取的措施,只要不在情况相同的国家间构成武断或不公正的歧视或构成对服务贸易的变相限制,可以是歧视性的,可以是原本违反GATT和GATS的。正因为如此,一般例外所列举的政策目标是穷尽性的,适用范围应当仅限于一些根本的和有限的政策目标,如公共道德、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等。相比而言,会计纪律、TBT协议所包含的必要性标准仅适用于非歧视性的贸易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只有为实现合法目标所必要时才具有客观合理性。会计纪律、TBT协议所包含的必要性标准由于不能作为违反有关义务的根据或抗辩,因此,WTO成员方需要拥有相对广泛的规制自由,因而会计纪律、TBT协议对规制政策目标的列举是非穷尽性的,以便满足成员方实现更广泛的合法目标的需要,避免动辄就违反WTO的规定。2.确定必要性的两个步骤:合法目标与必要性。从GATT和WTO的有关实践来看,确定国内规制的必要性一般首先衡量有关规制是否是为了满足合法目标,然后衡量为追求合法目标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对贸易限制最小。必要性标准将有关措施与合法政策目标联系起来。在1994年“美国汽车税案”中,专家组报告认为,分析GATT第20条(g)款的第一步是决定“引援这些规定的政策是否属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政策范围”。在1990年“泰国限制香烟进口和香烟国内税案”中,专家组报告也强调在确定有关措施的必要性之前需要集中考虑成员方援引的政策目标是否合法,并指出:“专家组界定了GATT第20条(b)款项下产生的问题。专家组接受吸烟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危害的观点,因而,旨在减少香烟消费的措施属于第20条(b)款规定的范围。专家组注意到,这一规定明确允许缔约方将人类健康置于贸易自由之上而给以优先考虑;但是,欲使有关措施符合第20条(b)款之规定,该措施还需要具有‘必要性’”。

一旦某项措施的合法性得到肯定,需要进一步确定有关措施是否为实现该目标所必要。必要性标准首先涉及有关措施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是否有效。在1983年“美国进口某些汽车弹簧配件案”中,专家组报告对此作了如下分析:“专家组考虑了国际贸易委员会所采取的制定排除清单的行动在第20条(d)款意义上是否为确保遵守美国专利法所必要。对此,专家组审查了按照民事审判程序是否存在满意和有效的其他手段,这些手段能够为专利的持有人库尔曼提供足够有效的救济,可以对付外国生产者包括加拿大生产商渥尔班克有限公司侵犯其专利的行为。”可见,在采取措施的成员方可以合理地获得满意和有效的其他方法的条件下,一项措施不能被认为是必要的。如果同样满意和有效的其他手段也存在,必要性标准要求有关成员方在其可以合理获得的措施中需采用对贸易限制程度最轻的措施。在1989年“美国1930年税法第337条案”中,专家组报告对“合理获得的对贸易限制最轻的手段”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专家组认为十分明显的是,在缔约方可以合理地获得其他措施且该措施与GATT的其他规定没有不符的情况下,缔约方不能主张一项不符合GATT其他规定的措施系为第20条(d)款之‘必要’。基于相同原因,在不能合理获得符合GATT其他规定的措施的情况下,缔约方要在可以合理获得的措施中采用与GATT其他规定不一致程度最轻的措施。专家组希望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求缔约方……改变其专利法或专利法的实施水平。但是,这确实意味着,如果缔约方可以以与GATT其他规定没有不符的方式合理地实现实施水平,那么,该成员方就要这么做。”(三)透明度透明度问题对于服务贸易十分重要。在服务贸易领域不存在关税壁垒,限制性措施具体体现为各国国内规制措施如资格、许可和技术标准等。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实际上是承认国内法律制度的独立性,允许国家之间不同法律的存在。但是,如果国内规制缺乏透明度,那么,各国法律之间的差异就无法为外国服务提供者所知晓或导致信息获取成本过高,从而构成服务贸易的严重障碍。“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另一个国家的市场成功经营的基础是充分理解影响服务贸易的法规措施。”未来对国内规制制定的纪律注定要考虑GATS第3条有关透明度的规定。会计纪律对各WTO成员方在会计部门中如何适用GATS第3条做了进一步规定。会计纪律第3、4、7款要求成员方将对会计部门的要求公之于众。例如,第3款规定:“成员方应通过包括根据GATS第3条和第4条建立的咨询联络点的方式将主管机关的名称和地址公开。”类似的规定是否也需要引入到未来制定的有关国内规制的一般纪律之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会计纪律及其他规定中的某些透明度要求赋予了GATS中的透明度原则新的内涵,如要求成员方对政策措施的必要性提供立法理念方面的论证。会计纪律的第5款规定:“在另一成员方提出请求的情况下,一成员方应通知另一成员方其会计部门的国内规制措施背后所包含的与第2款所指的合法目标有关的理念”。

TBT协议第2条第5款规定:“拟定、采取或适用的技术规制对其他成员方的贸易可能有重大影响的,一成员方应另一成员方的请求,应根据第2款至第3款的规定解释技术规制的理由”。这些规定通过要求成员方解释国内规制措施与政策目标之间的联系,强化了国内规制措施的必要性标准,对成员方国内规制的透明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可能在有关国内规制的一般纪律中采纳。(四)等同性与国际标准1.等同性。等同的概念在会计纪律、TBT协议以及SPS协议中都有体现。会计纪律规定:“成员方应确保其主管机关在教育、经历和(或)考试要求等同的基础上考虑在另一成员方领土内所取得的资格。”TBT协议第2条第7款规定:“只要成员方对其他成员方的技术规制在满足自己的规制目标上感到满意,成员方应积极考虑接受这些技术规制为等同,即便这些规制与其自己的规制不同。”在服务贸易中,为了保证外国服务提供者满足适用于本国服务提供者的资格要求和其他标准,管理机构通常要对本国和外国资格的等同问题进行评估。在很多情况下,管理机构要求对申请许可或其他授权的外国申请人进行一定的考核,或要求满足一定的条件来证明等同性的存在。这类考核由于是为了确保国内标准得到满足,因而可能被看作是国内规制。如果是这样,GATS第6条第4款项下的纪律一旦制定,就会因此要求此类措施不应成为为确保服务质量所不必要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机构有义务考虑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其本国已经取得的资格并相应地修改额外的要求。2.国际标准。必要性标准以国际标准为取向的色彩强烈地体现在TBT协议和SPS协议中。

TBT协议第2条第5款规定:“只要技术规制是为第2款所明确提到的合法目标而制定、采取和适用且与国际标准相一致,那么,该标准就应当无可置疑地被认为没有对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SPS协议第3条第2款规定:“与国际标准、指南或建议相符合的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应当被认为是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要,应被认为是与1994年关贸总协定的有关规定一致。”此外,TBT协议还要求成员方使用国际标准作为技术规制的基础。GATS第6条第5款(b)指出,在确定有关要求与必要性、透明度和客观性原则是否一致时,应当考虑成员方所适用的国际标准。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必要性标准以国际标准为取向的要求。GATS下的《关于专业服务的决定》要求成员方对国际标准的使用提出建议并鼓励成员方与有关的国际标准机构进行合作。此外,GATS第7条第5款规定,在任何适当的情况下,对教育、要求、许可的承认均应依据多边达成一致的准则。成员方应与有关的政府或非政府间组织合作以建立和采取共同的国际标准和准则。TBT协议和SPS协议等提出国内规制措施以国际标准为取向。这一特点对国内规制的影响在于为必要性标准提供一个重要标尺,引导国内规制措施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对贸易限制最小化。在这方面,TBT协议和SPS协议的规则与GATS第6条第5款(b)项所指的国际标准相比显得更加明确。然而,这些要求可能需要考虑不同服务部门的特点。

三、规制纪律对规制自由的影响WTO条件下规制纪律与规制自由的关系实质上是WTO推行贸易自由化与成员方追求国内政策目标的关系问题,是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所产生的及其限制问题。

虽然有关国内规制一般纪律的制定工作尚未完成,但从GATS第6条第4款所体现出的原则以及WTO有关协定的相关规定来看,GATS项下国内规制的多边纪律对成员方的规制权力具有重要影响。以上探讨显示出,有关国内规制的多边纪律从政策目标的合法性、对贸易限制最小化、透明度、等同性和国际标准的取向性等方面对国内规制会提出更高要求,所要实现的效果是使国内规制措施对贸易限制的程度最轻,鼓励政策措施的中性化。在当前开展的谈判中,有迹象显示“对贸易限制最轻”这一标准的界定正在加强,以便该标准能够为衡量所有成员方的政策提供一个标尺。WTO秘书局指出,对国内规制施加限制是要在两个潜在的冲突目标即促进贸易扩展与保护成员方规制权力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强化对国内规制措施约束的一把利器是使WTO成员方能够对其他成员方规制措施提出挑战。正如WTO秘书局所承认的那样,之所以需要一个法律标准,就是因为GATS第6条第4款的现有措辞不能为WTO专家组提供一个可操作实施的模式,如此一般性的规则并不足以为有关特定措施的争端的解决提供指导。把GATS第6条第4款所列举的原则转化为有拘束力的规则,可以把国内规制纳入到GATS的法律架构中。将这些一般性原则制定成为纪律的目的是赋予这些原则以具体的内容,使之能够用于操作。可见,制定国内规制的多边纪律是使成员方在多边范围内对其他成员方国内政策提出的法律挑战具有可操作性,因而必将对成员方的产生重要限制。WTO对国内规制进行制约的核心是GATS第6条第4款所包含的必要性标准,途径是争端解决机制。必要性标准决定着规制措施是否和在什么情况下构成对贸易的不必要障碍。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规制工作组正在考虑将TBT协议和SPS协议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更准确的措辞移植进来。如果必要性标准通过较严密的界定具备了法律实施性,那么,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就能够发挥作用。有关国内政策是否服务于合法目的、是否超过为实现合法目的之必要而构成贸易障碍,WTO最终能够充当一个裁决者的角色。一套具体的国内规制纪律一旦制定并为成员方所接受,WTO争端解决机制理应将其运用于裁决有关国内规制的争端。

尽管会计纪律规定该纪律仅适用于在承诺表中对会计部门做出具体承诺的成员方,但WTO秘书局认为,GATS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此类规定应仅限于做出了自由化的承诺。WTO的一个工作组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后,宣布GATS第6条第4款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它的纪律仅适用于已经做出承诺的服务,并认为该条其他4款明确规定仅适用于做出承诺的服务,而第4款却缺乏这一限制,这充分显示没有施加这一限制是有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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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90年代国际贸易发展的典型特征和突出现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对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中各种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在理论上确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并对此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分析,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本内容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涵盖国际贸易的整个过程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创新.从基本内容来看,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首先表现为各国对外贸易观念上的创新。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因此,贸易开放度成了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基本标志。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对外开放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浪潮,而各国的对外贸易开放始是这场浪潮的排头浪。对外贸易作为最古老的对外联系方式在当代重新焕发了青春。2.客观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许多国家都重新认识了对外贸易在本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作用,相继逐步放弃了“贸易立国”、“贸易为本”的旧的经济发展思路,越来越重视对外贸易与国内经济发展的更大程度上的融合。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贸易外交”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当代国际环境中,由于“贸易外交”的“和平性”和“发展性”,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把对外贸易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并通过贸易促进、贸易限制和贸易制裁等方式来调节对外关系。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克林顿政府执政后,很快把对外贸易提到“美国安全的首要因素”的高度,并到处挥舞“贸易报复”、“贸易制裁”的大棒,采取咄咄逼人的姿态,谋求所有的贸易伙伴对美更大规模地开放市场,并以此来调节和制约双边关系的其他方面。观念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和核心,它不仅规定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方向,而且还决定或影响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其他方面。 (二)格局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的创新上。它具体包括: 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进入9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相继运行,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合作也进入了实质性的起步阶段。上述以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为基本目标的三大贸易集团的基本形成和相互对峙,标志着国际贸易集团化发展格局的初步确立。 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的趋势,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步伐正在加快。欧洲经济区正在实质性地考虑向东向南的延伸,北美4自由贸易区已经按照最新一轮“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决议向全美洲扩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有意向南美洲伸展。这种大型贸易集团对外扩展的趋势本身就是贸易集团化格局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全球贸易一体化的阶段性标志。它不仅表明了贸易集团化和贸易一体化之间的逻辑和历史联系,而且标志着全球贸易一体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3.国际贸易重心已经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的单一重心的格局。随着国际经济多极格局的形成,国际贸易重心也相应出现了分散化的特征。但是,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其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贸易的重心有从多重重心逐步向亚太单一重心收缩的倾向。格局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典型标志,它标志着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三)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标志。它具体包括:1.世界贸易组织的创设。根据“乌拉圭回合”签署的“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从1995年1月1日起,新诞生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了“临时适用”40余年的关贸总协定,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制度创新方面的最大成就,标志着国际贸易制度向完善迈出了十分艰难的实质性的一步。是因为:国际贸易从此有了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组织机构;比关贸总协定预期更大的权威性、更强的约束性和更高的运转效能,将更有利于全球贸易的协调和自由化发展;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的部分货物贸易(农产品和纺织品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被真正纳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安排之中。2.区域协 调的迅速增强。随着区域性贸易集团的纷纷建立,区域内贸易政策与措施的协调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制度的一个最大特征。区域内协调不仅起着在全球协调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和运行的条件下部分地发挥全球协调功能的作用,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全球协调制度的创新。3.国别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流行。在美国带头推行对外贸易的“管理贸易”制度后,“管理贸易”制度逐步成为流行于各国的基本的对外贸易制度。它构成了当代各国对外贸易制度上的共同的最鲜明的特征。制度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的本质特征,它构建了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基本框架。 (四)政策创新。 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内容。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逐步地相对地退入低潮。在全球性的自由和开放的浪潮推动下,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在总体上有向自由化倾斜的趋势。保护主义势头尽管不减,但它已经从七八十年代的那个泛滥猖撅的高潮中回退下去。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政策和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从总体上看,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中的单纯的关税措施和直接的非关税措施都在相对地和绝对地减少,其作用也在明显地减弱。但是,各种间接的非关税措施却依然阻碍着贸易自由化发展的步伐。而且,各种新型的非关税措施层出不穷,并开始成为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外贸易限制政策和措施的主体。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他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融合。由于贸易和其他经济领域包括某些非经济领域的联系日益增强,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越来越影响到一国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目前,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有明显的向综合性方向发展的倾向。4.区域内的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受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欢迎。共同的贸易政策往往意味着区域内的共同开放和区域外的共同保护,它是区域内成员在获得共同保护承诺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获取自由贸易利益的基本政策选择,因而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政策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政策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反映和具体化。 (五)构成创新。 贸易内容构成上的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方面。它具体包5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了重大调整。它表现在: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或战略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之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了新的多边贸易的范围,并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并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构成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最显著的方面之一,它清楚地揭示了当代国际贸易在内容构成上的本质特征。 (六)工具创新。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还包括国际贸易工具的创新。它具体包括: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的增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国际投资的增长和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为特征的知识产权的推动。2.现代通讯计算机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手段。这突出地表现在EDI(电子数据交换)在全球范围内的日益普遍的运用。而正在掀起的全球性的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浪潮将进一步便利国际贸易数据的交换和处理。3.国际贸易惯例的不断改革和创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国际商会《199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生效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500号出版物)的实施以及其他机构有关贸易规则和惯例的变更都更便利了国际贸易的发展。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如虎添翼。集装箱运输的普及使传统的“港一港”运输逐渐让位于“门一门”运输,进一步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5.各国政府为促进或便利对外贸易发展而实施的各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和手段也是国际贸易工具创新的重要内容。如各种便利的和优惠的贸易融资方式、贸易信贷担保方式等。工具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明了当代国际贸易在实现手段方面的巨大变革和创新。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主要原因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现实基础,因而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 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 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美苏对抗的“冷战”的国际政治格局把整个世界长期笼罩在政治和军事对抗的威胁之中,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无疑受到了各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制约。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冷战”的政治格局终于被打破。但是,由于旧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打破具有“突发性”,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无法形成,因此,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一个新格局的酝酿和形成的“无格局”时期。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政治神经的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6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地位。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最显著的特点。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融合为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过贸易与贸易有关的其他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渗透,进一步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部分和领域融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他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其基础还是在其表现形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球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交易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 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为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而且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他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 力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更快地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一7旦各国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间题便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都面临着下列共同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扶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是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二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地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上述两个方面的间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及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 三、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般特点和发展趋势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 首先,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如前所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括了从观念创新、格局创新、制度创新、政策创新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全面创新。同时,上述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的创新之间又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紧密联系,而且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的创新也往往涉及许多更具体的方面和内容,共同构成了立体式的创新局面。这个全面的立体式的国际贸易创新局面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 其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一种手段或一种表现,它自然应该是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同时具有强烈的延续性和继起性。但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由于它的全面性和立体性,在时间上便呈现出明显的同步性,并构成了比较明确的划分国际贸易不同发展阶段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一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8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内。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发展时代的来临。 再次,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崇尚开放与自由,努力挣脱7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对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近20年的禁锢,鲜明地高举起开放和自由的旗帜,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自由化进程。从观念创新到制度创新,从格局创新到政策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开放与自由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 对长期猖撅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这一成就的取得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对保护主义长期抗争的结果,而且也是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和退让的结果。这突出地表现在国际贸易格局创新方面。贸易集团内部的自由化可以被看成是自由主义的胜利,但是,承诺贸易集团成员共同一致的对外保护的合法性又表明了这种自由化的浅薄。因此,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事实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不过是相对提高了贸易的自由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势头。 最后,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又一重要特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首先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推动。在国际政治发生根本性变迁后,与此关系最为紧密的西方发达国家既出于争取更大的自身利益,又出于维护共同的国际利益,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掀起和深入发展,并直接成为各个创新领域和方面的主要参加者。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一直操纵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全过程,把握着创新的发展方向。这些又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从发展趋势看,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在时间上还会顺延一段时期,在内容上可能还会扩展,但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的渗透和融合,尤其是在制度创新的进一步完善与深化方面可能还会有新的突破,如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协调与联合等。在创新的手段和方式上,可能会越来越依赖于当代科学技术的进展及其应用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之何合作的诚意。与此同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许多特点可能会得到进一步深化,发达国家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被进一步地突出出来,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特点。所有这些方面,都要求密切关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以便及时加以分析和概括。 四、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影响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和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和趋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影响。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总体发展产生着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推动着国际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带动了当代国际经济的大调整、大转变。它表明国际经济前一竞争时代的结束和新的竞争时代的到来。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推动下,各国经济实力正在发生变化,整个世界经济正在进行着重新的分解和组合,正在构建着适合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的国际经济发展格局。 其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正在孕育着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在国际政治“无格局”状态中,国际贸易创新实际上成了各国积蓄和显示其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各国国际地位重新排定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国际间经济贸易的利益与矛盾最终都会表现为国际间的政治利益与矛盾,甚至还会表现为极端形式的直接的军事对抗。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这4次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基本上都源于当时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利益方面的矛盾,并且在事实上划分了世界政治的不同发展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正在充分地展示被旧的国际政治格局所掩盖的国际间的各种深刻的经济贸易利益矛盾和斗争,并依此重新划分和集结国际政治力量,孕育新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和基本框架。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国际贸易自身发展的影响。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它对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一个新的国际贸易大发展时代的到来。进入本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发展的辉煌时期只存在于六七十年代,在其余大部分时期内,国际贸易的发展往往表现为缓慢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受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支配的陈旧的际贸易念、国际贸易制度的缺乏或不健全,国际贸易政策的强烈的保护性和国际贸易格局的不稳定性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兴起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缓解了上述诸因素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制约作用。加上较为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从9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贸易可望迎来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 其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充分显示了国际贸易在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又激励着世界各国 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并更有效地发挥对外贸易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实际上启动了新一轮的国际经济大发展,它表明国际贸易这种最古老的国际经济形式仍然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同时,它又使世界各国都更注视当代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变化,更重视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及其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带动。 其三,国际贸易政策与利益的区域协调和全球协调将成为制约国际贸易未来发展的核心间题。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所形成的以集团化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贸易新格局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新制度一经确立,将有一个相当长的稳定发展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利益能够得到自动的协调,相反,在新格局、新制度下,它们还将长期存在,并迫切需要解决。它直接关系到国际贸易发展的未来。 其四,当代国标贸易创新强化了国际贸易竞争,国际间的贸易利益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将会更加激烈和白热化。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各国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贸易的产物,它本身就预示着一个更为激烈的经济贸易竞争时代的到来。事实上,随着各国注意力的转移,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立即上升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方面,其矛盾也成为国际间的主要矛盾。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争取和保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最大限度地占有国际贸易利益,不惜使用各种强硬手段,甚至以国家关系相威胁,逼其贸易伙伴就范,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五,在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影响和推动下,国际贸易的发展将会呈现出一系列的新变化。其中比较明显的有两个。(l)贸易集团化趋势的加强和大国地位的巩固,一方面会形成各大贸易集团的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另一方面又可能在各大贸易集团内部形成以某个大国为中心、小型的紧密型的核心集团。这种核心集团不仅引导着各大松散型的贸易集团的发展方向,而且也主持着各大贸易集团之间的联合与斗争。核心集团是现阶段贸易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需10要.(2)多国联合干预一国经济贸易政策和行为的现象将会普遍存在。从理论上说,自愿的协调是国际贸易政策协调的第一步。一旦自愿协调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必然会走到多国联合干预一国经济贸易政策和行为的道路上来。 (三)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影响.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和主要参加者,并且主导着国际贸易创新的整个发展过程。很显然,它们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得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国际贸易制度安排更多地体现了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利益。把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纳入多边体制就是很好的说明。其二,国际贸易格局安排实质_L是发达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的一种手段。以主要大国的经济对抗为核心的贸易集团对抗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具体体现,它们必然要按相对实力对世界市场进行重新分割。其三,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事实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尽快摆脱经济衰退的重要力量。进入9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衰退。但是,出乎许多际经济学家预料的是,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从1994年开始便很快步人复苏,而且很可能出现一段高速增长的繁荣时期。究其原因,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国际贸易创新带来了各国对外贸易的兴旺,从而成为各国经济步复苏的助推器。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还更加险恶。具体表现在:其一,国际贸易新制度的建立使发展中国家的许多落后产业和部门过早地面临发达国家的竞争威胁和较为完善的多边体制的挑战。其二,国际贸易新格局的形成使集团内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大规模、更大程度地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还可能使本国经济的发展受制于集团,特别是集团内大国的压力。而集团外的发展中国家则将要面对更为艰难的国际贸易环境。其三,国际贸易构成创新、工具创新虽然能够为贸易参加国直接带来贸易利益,但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科技、管理水平的普遍落后,基本上难以有效地参与创新过程,而且有限的参与还会面临利益分配的不公平,因此,发展中国家很少能从国际贸易构成创新、工具创新中获得利益。其四,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认识,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差距将会随着国际贸易创新的兴起和发展而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总体的国际地位可能因此而进一步下降。当然,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也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发展机遇的一面。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并能够充分地利用国际贸易创新发展本国对外贸易,改善贸易条件,进而有效地带动本国经济发展,那么,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就可能提高,其中的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可能崛起而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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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竞争力评价指数 军火贸易的特殊性 军火贸易数据的科学性 国家安全 经济

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即TC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即RCA指数)、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即CA指数)和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即NRCA指数)通常是研究国际贸易竞争力常用的几个主要指标。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传统的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数评价军火贸易竞争力的可行性。

国际军火贸易的特殊性

随着国际政治、外交、军事形势的变化,国际军贸市场跌宕起伏,集中体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因素。国际军事贸易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一)特殊性表现的第一个层次

国际军事贸易的特殊性表现为三个层次。对于军事和经济实力具有明显优势的超级大国如美国,其军事贸易的特殊性尤为突出, 军贸首先体现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 为国家利益服务。美国军事贸易的战略目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援助美国的军事盟国和那些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 保护军事盟国的安全和利益, 影响对美国有重要影响国家的政治取向和利益选择。第二, 支持解决地区冲突的外交活动, 维持地区力量平衡。第三, 促进美国与盟国之间的武器装备的标准化与通用性, 提高协同行动能力。第四, 保证美军在相关国家的领空飞行权、转运权和基地使用权。第五,扩大美军在海外的影响, 削弱敌对国影响。第六,促进军事工业发展, 节省国防预算, 降低装备生产成本, 保持和增加就业, 改善美国国际收支平衡。

(二)特殊性表现的第二个层次

对于具有强大军事实力,但经济实力并不突出的国家如俄罗斯和欧盟,其军贸特殊性体现为另一层次。既服从政治利益,又服务于经济利益, 有时经济利益更为重要。冷战时期, 苏联军贸动机主要是为政治、外交利益服务, 扩展军事势力范围,军贸军援的重点是第三世界国家。20世纪80 年代中期,苏联在调整外交政策的同时,也调整了军贸政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接管了苏联70%的军队和1500多家军工企业,由于国内经济每况愈下,俄罗斯军贸收入成为军费和军工企业的重要经济来源。俄罗斯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首要任务,促使军贸在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同时,强调商业利益。欧盟国家军贸也具有政治、经济利益双重功效,比较而言,经济利益有时更为重要。英国军贸从20世纪70 年代开始明显增长, 1995 年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军火出口国。军事贸易是英国政治、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以商业利益为导向。在商业利益驱使下, 英国逐步建立了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军工体系。法国军贸更加强调经济利益。通过军贸支持武器研发生产,平衡外贸逆差,增加收入,扩大就业。法国军贸虽然受国际政治、外交战略制约,但法国政府更倾向于军贸是一般国际贸易的组成部分。

日本是国际军贸市场上的一个特殊国家,确保国防安全,建立军事强国是其军贸的主要目的。日本主要以军民两用产品或技术从事军贸出口,同时,着眼于军事强国的战略目标进口大量高精尖武器装备。日本二战后不得向其他国家出售武器、装备或军事技术,但对武器作了狭义定义,实际上并未禁止武器出口。同时,通过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参与国际军贸。日本始终将高精尖技术作为军事发展手段, 进口的武器及军事装备具有国际一流水平。

(三)特殊性表现的第三个层次

国际军火贸易特殊性的第三层次, 主要表现为提高本国(地区)防卫能力和军事实力, 兼顾经济利益。中东、亚太地区国家是世界热点地区, 冲突或潜在冲突不断, 集中了全球最大的军火买家, 主导全球军贸买方市场, 是国际军贸的主要输入地区。如以色列、阿拉伯国家、 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阿富汗、朝鲜、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 这些国家和地区军贸以进口为主, 进口来源主要是美国、欧盟、俄罗斯。而其出口规模近年来持续降低,出口主要考虑经济利益。

国际军事贸易特殊性三个层次的构成体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基本框架。美国是军事贸易超级大国,军贸体现了强烈的外交、军事战略意图。在实现战略价值的前提下, 国际最高水平的武器和装备给美国军贸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作为第二层次的俄罗斯和欧盟, 价值取向并不一致,俄罗斯军贸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更大的军事战略价值。属于军贸第三层次的国家和地区着力于进口高精尖武器装备,提高自身防卫能力,谋求区域军事优势。经济利益是军贸特殊性三个层次的共同追求,虽然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有所不同, 但军贸出口几乎都蕴涵经济利益的因素。

国际军火贸易数据的不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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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

战后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格局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迅速上升;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部分;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工业国传统的“出口制成品,进口初级产品”的贸易形势逐渐变化,出现了大量的同一产业内既有出口又有进口的产业内贸易;跨国公司空前发展,跨国公司内部贸易成为工业国总贸易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针对国际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反思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指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内容,以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进行自由贸易,可以实现贸易双方的利益双赢。因此其主要在于解释产业间贸易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与贸易。所以不能或不完全能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新变化,必然会引起对传统贸易理论局限性的重新思考:

首先,传统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之间的差异和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解释贸易,强调国家间的相似性与贸易量之间的反向关系,即国家间差异越大,产生贸易的可能性越大,即贸易更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显然不能解释二战后要素禀赋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其次,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各国应当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与贸易,即所交换的应当是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品,应当是产业间的贸易。然而,实际的贸易构成中却包括大量的要素密集度相似的同一产业内的双向贸易,即产业内贸易。此外,当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及由此引起的公司内贸易时,就会进一步发现传统理论的不适应性,期望有一种考虑了公司行为的贸易理论。

因此,为了能对国际贸易的新变化做出科学的解释,需要对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补充与发展,促成了新贸易理论的产生。

三、新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假设前提

新贸易理论主要是指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解释新的贸易现象而产生的一系列国际贸易理论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迪可西特、克鲁格曼、赫尔普曼、斯宾塞和布兰德等。其中最主要代表人物是克鲁格曼。以下对其假设前提进行介绍。

传统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产物,是以一些严密的理论假设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不变、模型分析的是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要素,即2×2×2模型。但新贸易理论认为正是这些前提不符合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使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现实。应当放宽并建立更符合现实的前提假设:

1、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市场结构假设转变为更符现实的不完全竞争。

2、规模报酬不再是不变的,而是递增的。

3、传统的2×2×2贸易模型过于简单化,新贸易理论改为J×N×M模型。

4、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获得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在建立了更符合实际的前提假设后,打破传统贸易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两个关键假设后,为解释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开辟了新的源泉,新贸易理论得以发展壮大。

四、新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特征

1、新贸易理论对贸易动因与贸易基础的解释

产业内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与贸易的迅速增长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现象,新贸易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产生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发生了变化,不再仅仅是因为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带来了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供给、需求、技术差距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动因与基础。

(1)从供给角度:揭示了规模经济性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企业的垄断竞争行为成为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与基础。1977年,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建立的D-S模型,阐述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消费者需求多样化和企业生产规模经济的两难冲突问题。在具有规模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对生产者来说,产品差别越少越好;而消费者则要求产品要具有多样性,即产品差异。国际贸易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各国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具有某一方面差异的同种产品并进行贸易,既利用了规模经济性获得比较优势,又满足了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需求。

克鲁格曼看到了D-S模型解释贸易问题的潜力,首先将它应用到国际贸易分析中,建立了规模经济理论,即一个由规模经济引致贸易的模型。通过采用张伯伦垄断竞争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为:贸易并不需要是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而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获取规模经济的一种途径。国际贸易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形成一个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厂商可以打破单一狭小的国内市场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产品销售市场,并从别国进口其它差异性产品,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综上所述,关于贸易发生的原因,新贸易理论从供给角度分析,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规模经济就成了引起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原因。即使各国的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都一致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差异产品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并且国家间的差异越大,产业间的贸易量就越大,而国家间越相似,产业内的贸易量就越大。

(2)新贸易理论还强调需求因素对贸易产生和贸易结构的影响。从需求角度进行探索,填补了贸易动因研究视角上的一大空白。瑞典经济学家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将需求与产品差异结合起来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他指出,一国平均的收入水平或者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就是一国的代表性需求。生产者只有专门生产代表此水平的商品才有可能达到规模经济,因此,一国应集中生产本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出口该产品,并从与本国收入水平相似的其他国家进口相似产品,以满足本国其他收入水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该贸易理论表明,规模经济容易在各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上产生,因此收入水平越相似,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越多。

(3)技术差距论以不同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为分析前提,认为技术差距和模仿时滞决定了现实的贸易格局。1959年,美国经济学家波斯纳运用技术创新理论修正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提出了技术差距理论。该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时,即是著名的生命周期理论。同时也可解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即使两个发达国家在技术开发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所开发出的技术与产品仍会有差异,从而促成国际贸易的产生。因此技术水平接近的国家会因为追求产品的差异性而产生贸易。从而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

2、在贸易政策方面,两个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的提出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框架下,完全竞争市场是最具效率的市场,任何干预只会带来效率损失。因此传统贸易理论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新贸易理论则认为现实中市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提出了两个干预贸易的论点-利润转移论和外部经济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外部经济论认为,一些具有技术创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以通过知识外溢为其他部门带来收益,即产生了有益的外部经济性。政府则应该对这些产业进行扶持,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基础,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即应当对对本国经济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补贴。如日本80年代中期从美国手中夺得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就是战略性政策使用的结果。战略性政策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有重大影响力,同时,也影响了欧洲联盟条约的内容。

3、新贸易理论提出了参加贸易并不总能得到利益的论点

传统贸易理论并未对国际贸易的福利效应作专门分析,因为其理论的结论是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对各国都有利益,贸易利益来源于专业化生产效率的提高。新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比较优势,还来自于:规模经济性、增加了不完全竞争产业的竞争程度、增加了产品的差异性等。同时,新贸易理论指出,尽管存在着潜在贸易得益,但不完全竞争市场同时也产生了风险,使一国经济有可能不仅无法利用潜在的贸易得益而且实际上遭受损失。当贸易使得本国以递增规模生产的行业和高度垄断的行业收缩,而带来的其他利益不足以弥补这种收缩带来的损失时,贸易使本国受损,这说明,参加贸易并不是总能得到利益。

4、新贸易理论开始注重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贸易与投资问题孤立地进行研究。经济全球化使人们认识到贸易与投资实际上是厂商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同选择方式,出口或到东道国建立基地所需考虑的因素实际上是相似的,国际贸易可以看作是以商品为载体的要素的国际流动。二战后跨国公司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主要载体,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故一些学者开始将贸易与投资置于统一框架中进行研究,注重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也是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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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wto法;法律交融;行政诉讼;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引言:法律交融及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显现

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后发型大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以及在该进程影响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堪称中国转型期内社会领域的主流律动。在此社会现实力量的作用下,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这种环境下的法制体系出现了时代性的变化。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公法与私法的交融,就是这种变化的主要方面。受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已经形成并将继续发展。①

首先,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是促进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外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剧,各国对其涉外经济的调整有意无意地存在保护本国产业的影子,国内法的规制时有失灵,因此需要国际法的规制,国际法也有这方面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提供了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的现实动力。在其推动下,该交融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缔结国际法时,受西方法治成熟国家政治经济实力的影响,它们国内法———特别是英美国内法———的理念、原则与制度,会转化为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其二是,后发国家为了融入世界政治秩序,与世界发展接轨,需要加入并受到已有国际法的影响,而且要承担通过制定国内法履行国际法定义务的责任。Www.133229.cOm这样,国际法的内容就成为后发国家国内法的组成部分,即国际法的国内化[1][2]。wto法的缔结及其实施就是国际法与国内法交融的典型之一。为了履行wto法定的义务,我国不仅要在立法方面创

①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这一术语及其所指的有关内容,学者们有不同认知(夏金莱,叶必丰·对wto体制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思考[j]·法学评论,2003(3):68-72·朱淑娣,李晓宇·多重视角下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论[j]·政治与法律,2006(2):100-108·)。制、修改和废止相关法律[3],而且根据wto法的要求(如《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10条的要求),还应当维持或建立相应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制度。①

其次,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优化过程中,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是推动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国内因素。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两种对立的社会组织形式———国家与市场交织在一起,贯穿数百年的历史。“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现象,使得它们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日益增强。曾经一度在市场管理上只是充当“守夜人”的政府,随着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缺陷的显现,不得不加强对某些市场领域的规制[4]。政府对市场的规制体现了公权力对私领域的介入。政府干预经济的法律后果一方面表现为私法的公法化,如公法限制契约自由、公法限制绝对私有财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法律定政府以私法手段,如合同方式,实现公共行政管理,即表明了公法的私法化。调整市场经济的私法与规范政府规制的公法之间相互介入、交融[5]。由于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无论是市场主体,还是政府都应当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活动。因此,政府在运用公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时,都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行事,即依法行政。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国际贸易行政管理实质上是一种法律管理,亦即行政公权力依据法律的授权对国际贸易行政活动进行管理。其中,那些涉及国际贸易管理的法律规范就形成了国际贸易行政法。基于“有权利就应有救济”、“没有不受监督的权力”的法理,与国际贸易行政法相随的是国际贸易救济法。这类法律规范集中表现于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以及《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等行政救济法律文本之中。结合上述,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交融、公法与私法的交融所导致的关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活动和制度的出现来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制度上,都已经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组成部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已经显现。对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相关研究,早在我国加入wto前后形成了一股研究的热潮,论著的数量可以千计。②但是经过初步统计分析发现,这些研究虽然提供了丰富的观点与材料,但是在结合现有行政救济制度加以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方面,在面对实务复杂、多样的理论需求等方面,还有不少工作要

做。因此,除了论述以上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生成基础,本文的重点是在现有行政诉讼的法律制度内,描述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整体概况,以把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本体。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达到这一目的,本文重在界定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涵义、认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重属性,描述组成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维结构,以及把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种功能。

一、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概念阐释

面对同一社会现实,即法律交融对我国法律救济制度的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以及观察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变化等,有人从“司法审查”的角度加以认识;有人从“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角度加以认识;有人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加以认识,等等。这些视角的不同,源于对有关制度、基础理论的不同理解,比如对“司法审查”与“行政诉讼”的理解等等。笔者认为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并突出该类行政诉讼的特殊性的认识角度,即采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角度较为合理。第一,如果认为“行政诉讼”是“司法审查”的组成部分[6],那么并不妨碍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与国内外相关“司法审查”领域的沟通;第二,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内,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无疑就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组成部分;第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提法,立足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可以与整个行政诉讼体系保持协调,也可以与其他行政诉讼相结论得自于在中国期刊网、超星图书馆两大电子数据库内的专题检索,涉及通过其他网络搜索工具的检索。关联,因而可以避免理论与实务方面的不必要转换,所以应当采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这一术语反映有关社会现实。至此,在我国法制语境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指在wto制度的框架下,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国际贸易行案件并做出裁决,保障和补救受损方国际贸易权益的活动与制度。①鉴于wto规则对成员方政府的刚性约束,wto/dsb(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管辖权;鉴于中国对加入wto承诺的切实履行,国家法治的不断完善;鉴于中国国家利益及相关经济主体利益的积极维护和国际经贸争端的合理、合法解决,国际行政法领域内争议解决机制———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地位日渐显现。在中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一类,具有独特的涵义。首先,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理的是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有4类,即:国际货物贸易行政案件、国际服务贸易行政案件、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行政案件,以及需要结合其他法律文件认定的“其他国际贸易行政案件”。②其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不仅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出现的,而且作为wto体制下的成员方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自始都要受到wto体制的影响,是wto制度框架下的法律救济制度。第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查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是行政主体依据我国的《对外贸易法》等的规定,发生在国际贸易领域实施的行政案件。第四,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保护的是国际贸易自由权益。这类自由权益主要由我国的对外贸易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并受到wto法等国际法的影响。此外,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在法律适用、裁决所受影响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国内层面的规范依据,又由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两大类构成。前者包括我国的《对外贸易法》、《海关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并与分立的规定》、《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的有关规定;后者包括《行政诉讼法》及关于适用它的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等等。国际层面的间接规范依据主要由wto法构成。除了成文法以外,wto争端解决机构作出的裁决,由于其对国内裁决的间接影响力,也应认定为属于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国际层面的制度渊源。

二、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重属性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作为法律交融的产物,不仅其产生的背景、原因具有与其他行政诉讼不同之处;而且其受案范围、诉讼当事人、保护对象、法律适用等也具有独特之处。在不同的视角下,这些使得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多重属性。准确认识这些属性,对于审判实践和制度的完善理应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专项性 现代政府是行政政府,大部分现代生活可视为诸多行政机关活动的产物[4]1。规制各专门机关行政活动的法律规范与原则构成了部门行政法,以此为对象的行政法学理论构成了行政法学的分论,因而,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由总论和分论构成。前者(总论)以行政法的一般制度为研究对象,后者(分论)诸如教育行政法学、民政行政法学、海关行政法学等等,也被称为关于各部门的行政法学,对应的是关于某领域的专门事项行政法。在民事诉讼法中,也存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那么行政诉讼法呢?最高人民法院的3个司法解释足可以自成一体,成为我国行政诉讼的特别类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这是由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专项性决定的。在国内现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制度框架内,经过比较可以看出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这重属性。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的行政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出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虽然强调在wto体制框架下,但并不宜完全否定它以外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或者区际贸易行政案件。有学者结合当前司法实践的状况对该规定作了详细分解即: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服务贸易、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三类行政案件,以及需要结合其他法律文件认定的“其他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这使得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在受案范围与审理对象方面,与其他行政诉讼相区别。在受案范围与审理对象的决定性影响下,法院在审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所依据的是调整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法规与规章;保障和监督的是国际贸易领域的行政职权;保护的是国际贸易领域相对人的自由权益。这些从具体到抽象的层面共同构成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专项性,即法院在wto规则的约束下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专门行政诉讼。

(二)涉外性 在一般意义上,“涉外行政诉讼”的“涉外”,实质上是指某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引起法律关系的事实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的影响,或者说上述要素之所以被定为“涉外”是指它们是在某国际法主体内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肯定的具有其法律意义的要素,被其他国际法主体所肯定而具有其法律意义,如受该国法律管辖。我国的行政机关应尊重该国的主权和法律[3]70-72。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涉外性,就是指我国法院审理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或者引起该法律关系发生的事实等,是涉及其他国际法主体的法律规定,被其他国际法主体所肯定而具有其法律意义的要素。这些要素决定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不同于一般行政诉讼的根本特性。首先,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具有涉外性。①不妨先分析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体结构。国际贸易包括进口与出口两个方面。结合现实,国际贸易市场主体在逻辑上可分为国内进口商、国内出口商;国外进口商、国外出口商;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益商;国外进口竞争商、国外进口受益商。根据我国对外贸易法、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等,以我国为中心,国内进口商、国内出口商、国外出口商、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商有可能成为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利害关系人。其中具有明显涉外性的是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益商诉对外贸易主管机关情境下的国外出口商、起诉对外贸易主管机关的国外出口商,以及其他需要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具体确定的复杂情况。其次,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权利和义务,具有涉外性。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设立背景、原因、目的、内容、功能等,都与中国履行加入wto法定的义务有着密切关系。虽然我国法院,同绝大多数wto的成员方一样,并不能直接依据wto法审理国际贸易案件,而是适用经过国内立法转化的有关规定。但是wto法的正当程序理念、非歧视原则,以及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判例应当会对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产生影响,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特别是在国内法制不健全、国内法规定模糊等情况下有力地左右国际贸易诉讼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②虽然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利害关系人不能直接援引wto法来主张自身的自由权益,但是如果考虑到wto法的影响,整个国际贸易市场主体都处于wto法的保护之下,因而都具有弱的涉外性。③

(三)国际性 国际性是指国际贸易行政诉讼

所处的法制环境、主体关系及其功能的影响范围,不再仅限于国内,而是具有了我国与他国之间、我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国际性。在我国与他国之间的层面,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调整的是我国市场主体与他国市场主体之间的国际贸易关系。在主体地位的法律认定、法律适用、案件执行等方面都要考虑外方当事人所在国法律制度。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各国经济之间、各市场领域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在国内对国际贸易经济关系的调整会波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正是因为这样,相关国家可能会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而针对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结果而采取相这里主要指原告和第三人。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被告为我国相应的对外贸易主管机关,无法律意义上的涉外性可言。《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第2条(a)项、《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第66段、第67段、第78段就郑重承诺:中国应一视同仁、公平合理、有效统一全面地履行《wto协定》规定的国际义务,即使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法令在时限内没有出台,中国政仍将履行其在《wto协定》与《议定书》中的义务。种弱的涉外性,源于wto体制内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与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对wto各成员方的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我国即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及其相关贸易制度的审查、监督作用。应的贸易保护措施。这是其他涉外行政诉讼所不具备的国际性。在我国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层面,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中国为了加入wto而承诺的制度,当然也是wto这一国际组织体制强制要求我国建立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所以从一开始,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就受到了国际层面的决定性影响。此外,在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运行过程中,wto层面的争端解决机制虽然并不完全构成“二审”式的监督,但是对于一国理性和成熟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实践而言,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是不能被忽视的。这种重视同样体现了wto这一国际组织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国际影响,使其具有了独特的国际性。

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维结构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维结构,是在法律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并反映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属性的结构。这一结构可在多个视角下被认识,其中,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制度结构、主体结构与利益结构各有侧重,可以基本架构国际贸易行诉讼这一本体的概貌。

(一)制度结构 制度结构是指规定国际贸易

行政诉讼制度的所有规定构成的整体结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由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的制度、直接的与间接的制度等组成。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国内层面的、直接制度,又由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两大类组成。前者包括《对外贸易法》、《海关法》、《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外商投资企业的合并与分立的规定》、《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等等有关规定;后者包括《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国际层面的、间接的制度主要由wto法构成①,以及中国加入wto的法律文件等。以上这些制度中有关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制度,具有行政法的分散性、多样性的特点,这既反映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涵盖的广阔领域,又反映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类型的复杂多样,尚需进一步系统、深入地研究。

(二)主体结构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是行政诉讼的特别类型。其主体结构可以参考行政诉讼主体的一般理论。行政诉讼的主体主要包括法院、原告、被告、第三人。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审理机关,为中级及其以上的人民法院。这是由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案件的涉外性、专业性等特点所决定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被告,通常为国际贸易行政管理机关。中央层面的主要是国家商务部等,地方层面为各海关、地方人民政府等。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原告往往具有多样性、产业性,乃至集团性。这是由倾销、补贴,以及贸易保障措施的影响方式、对象、范围等所决定的。这对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起诉有着很大的影响。根据国际贸易的主体类型,提起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原告通常是国内进口商、国内出口商、国外出口商、国内进口竞争商、国内进口受益商等。②

(三)利益结构 从利益的角度来看,法律是利益调整器,法院则是具体运用它的机关。无论是wto层面的争端解决机制,还是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都是为了在“规则导向”下调整、分配经济此处指《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及其4个附件为主干所构建成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等。根据《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程序courtofinternationaltradeproceduce)的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司法审查(相当于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提起人,即原告可以是:1·外国制造商、生产者、出口商、美国进口商或工商业同业公会,其中大部分会员是被调查产品口商;2·生产或制造该产品所在国家的政府;3·美国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者或批发商;4·合法成立的工会或工体,其在产销同类产品的美国产业中具有代表性;5·工商业同业公会而其多数会员是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者或批发商。一般来说,凡具有上述合法资格的当事人都可以加入他人提起的诉讼,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应通有的利害关系人。参见,28uscsprec§2631。这类详细地规定具有诉讼提起资格的个人或组织的规定,在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并无同样的规定。比较而言,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范围,也比较狭窄,并不利于保障国家的经济利益。利益。因此,在法律运作之下流动的利益,是推动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包括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最有力的动力。从最基层的国际贸易市场主体到国际贸易行政管理主体、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审理机关,再到成员方政府的交涉,到wto层面的争端解决机构,等。在国际贸易利益的推动下,在国际贸易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主动相互作用,共同营造了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利益结构。该结构由两层逐级递升的利益层面组成。一是国际贸易市场主体的利益层面。我国进口竞争性生产商与外国出口商、我国进口受益商之存在一定的利益互补与冲突,它们之间存在着多样的利益关系。①各利益主体如果在市场领域解决或者协调不了它们的利益冲突,它们会在经济活动规律的导引下,寻求利益国际贸易法律规定的利益空间,进而寻求国际贸易管理机关给予保护。二是国内贸易公共利益的层面。一方面,国际贸易行政管理机关为了实现法律规定的维护正常

的涉外贸易秩序,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在国际贸易市场主动的请求下,或者主动依职权,它们就会介入,通过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调整第一层面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国际贸易管理机关因各种原因违法行使职权,作为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之一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为不服国际贸易行政行为的当事人提供了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法院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通过依法解决国际贸易行政纠纷再次调整第一层的利益格局,使其符合法律的规定,也就是保护符合法律规定的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障国内贸易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

四、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多种功能

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特殊类型,在国际贸易关系、国际贸易行政关系、国际贸易诉讼关系的视角下表现出多重属性,从而造就了体现这些特性的多维利益结构。该利益结构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变化多样的,它与相关制度、领域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些影响就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功能。

(一)国际法定义务履行功能 从国际法国内的层面来看,我国的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制度本身就是我国履行加入wto承诺,承担国际义务的产物。②在其建立后,虽然法院不能在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过程中直接适用wto法,但是,由于其专项性,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适用的法律主要是转化为国内法或者符合wto法规定的国内法。③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依法解决国际贸易行政纠纷的作用,正是我国切实履行wto法定义务的主要方式。以此观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无疑具有履行国际法定义务的功能。该功能不但表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而且也向其他国家表明我国已经建立了符合要求的国际贸易法律救济制度。“对中国而言,这不仅仅是履行加入wto相关义务的应时之需,更是顺应现代法治发展的要求,在以规则为导向的wto多边贸易体系中实现与各成员国和区经贸关系良性互动的前提和保障。”

(二)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解决功能 从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活动过程来看,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同一般行政诉讼一样是人民法院在诉讼参与人的参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受到影响的还包括消费者、进口竞争性生产商的工人等。条第1款、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此类查庭应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被授权进行行政执行的机关,且不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有任何实质利害关系。”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的规定:“每一成员应当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而且该条第5款明确要求“不得对本协定的任何条款提出保留”。作为成员方,我国在行使权利的同时必须全面的履行国际条约下的义务。我国政府也做出了郑重承诺,如《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第67条规定:“中国代表指出,中国始终都是以善意方式履行其国际条约义务。根据宪法和条约缔结程序法,wto协定属于需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重要协定’。中国将确保其有关或者影响贸易的法律和法规与wto协定和中国的承诺相一致,以充分履行其国际义务。为此,将在完全遵守wto协定的情况下,通过修订其现行国内法和制订新法律,以有效的统一的方式实施wto协定。”这意味着我国是通过转化的方式履行wto法定义务。参照各规定及其他wto成员方的做法,在我国国际贸易行政诉讼中法院不能直接适用wto法,而只能适用“转化”过的国内法。加下解决行政纠纷的活动。但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标的决定了它是解决国际贸易行政争端的诉讼活动。该活动的显著功能就是解决国际贸易行政争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3个司法解释的规定,主要分布在国际货物贸易行政领域、国际服务贸易行政领域、国际知识产权贸易行政领域,以及其他国际贸易行政领域。

图一: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功能图在“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的多种可能中,我国选择加强和完善通过国际贸易行政诉讼解决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这并不是完全排除其他解决方式。面对国际贸易争端,根据我国的法律制度,利害关系人可选择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两种法律救济路径,但就该行政争端的最终解决来说,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相对于行政争端的解决具有终局性。同时,行政事务大都具有专门性,行政机构在作出行政行为时只注意其职务本身所适用的法律,可能会忽视其他方面的法律。但国家法律是一个有机整体,国际贸易行政诉讼则是从法律整体考虑某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起到了统一法律适用的作用,为协调一国法律的一致所必需。司法机关对司法公正性的价值追求,以及司法机关的超越的地位,使得法院具有更强的中立性、公正性。因此,国际贸易行政诉讼比行政程序救济更具权威性,更具公正优势,更能体现和满足各方当事人对于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所在国际贸易行政领域,应当加强国际贸易诉讼对国际贸易行政争端解决功能。

(三)国际贸易公法权益救济功能 国际贸易公法权益是在国际贸易法律制度赋予国际贸易经济主体在公法上的权利和利益。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原告之所以提起诉讼,就是为了其公法权益得到救济。这是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目的性功能。这种功能是由国际贸易行政诉讼的设立原因、制度背景、运行机制等共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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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些年我国环境破坏已经危机到外贸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环境贸易壁垒极大的影响着我国的外贸出口,如何跨越国际贸易领域中环境贸易壁垒这个障碍,确保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发展,须探讨有效的对策和措施,减少以环保为借口的环境贸易壁垒所带来的影响。

2国际贸易中的环保问题。

许多国际组织及社会团体发起了国际性环保运动,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标准,成立了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来推动国际范围内的环保。

国际上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最初是在关贸总协定时达成的决议,全球各国不同的环境标准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导致了环境与贸易间的矛盾。环境与贸易矛盾在社会分工产生与交换活动伊始便存在,表现为具有增长机制的贸易活动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具有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且在国际贸易活动的强化和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恶化中被激化起来。各国为环保执行的限制或禁止出口的环境贸易措施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影响更甚。

3环境贸易壁垒。

3.1产生背景。

近年来,出于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各国政府进行环境立法,实施环保措施,倡导绿色消费,制定了分门别类的环境贸易壁垒,特别是发达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环境绿色法规法律,使得环境贸易壁垒在国际贸易中开始发挥其作用。

环境贸易壁垒作为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典型的是1991年美国禁止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及其制品,其理由是为了保护海豚的生存。自此后许多国家开始仿效。

3.2概念及特征。

环境贸易壁垒又称绿色壁垒,是一种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是国际贸易中某些国家借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类健康所制定的一系列苛刻的、高于国际公认或绝大多数国家的环保标准,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的进口,以达到贸易保护目的。

环境贸易壁垒具有如下特征:(1)表现内容的合理性和表现形式的合法性;(2)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和实施中的传递性;(3)保护方式的隐蔽性;(4)实施效果的歧视性。

3.3内容和形式。

3.3.1环境技术标准。

发达国家科技水平较高,严格的强制性技术标准均以发达国家生产和技术水平制定,较少或者基本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难以企及的,进而轻易地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排斥在发达国家市场之外。

3.3.2环境标志。

环境标志也称绿色标志或生态标志,是指认证机构依据一定的环保标准、指标或规定,且符合要求的一种特定标志,以向消费者证明该产品从研制、开发、生产、消费、回收处理的各个环节符合环保要求,对环境或健康的危害极小。环境标志易构成潜在的贸易歧视和现实的贸易冲突,能够起到诱导消费者选择的作用,且对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起到贸易壁垒作用。

3.3.3绿色包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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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管理

1国内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国际贸易融资授信额度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大多把国际贸易融资纳入客户统一授信管理。在统一授信管理下,银行往往会根据客户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等为客户核定一个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并按授信业务品种的不同为客户核定一个分项授信额度。但是从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新生力量——贸易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普遍规模较小,这种状况使得各行传统的企业财务技术分析对其授信额度测算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而中、小企业方面,虽然不考虑报表情况,但是只注重有效房产抵押。可以看出,国内商业银行在对待贸易型企业、小企业贸易融资方面选择的策略大多过于简单,没有跟上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节拍”。

另外,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审批方式与传统授信审批方式及审批重点缺少差别,时效性较弱且不能满足业务需求,授信额度一旦核定,则一年内仅仅简单地在额度内办理业务,而非根据企业的经营变化随时调整授信额度;而且缺乏有效的贷后管理,没有充分利用贸易融资的特点,加强资金流和货物流的配套管理。

1.2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匮乏

传统的信贷评估模式下,国内银行只注重企业自身的财务能力,缺少对企业贸易背景和上下游情况的前期调查。目前支行客户经理极少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企业的了解只停留在企业所提供的资料上,尤其对上下游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更是匮乏,有的甚至对进口货物的用途也不甚了解,如此信息的不对称,将对各行的融资带来极大的风险。

1.3缺少针对性的贸易融资贷后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尚没有针对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办法,目前多数客户经理仍按照传统的贷后管理模式对贸易融资业务进行贷后管理。这会产生两种风险:其一,一旦企业发生违约,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货物可能已经被企业处理掉;其二,即使银行手中掌握物权,但是缺少物权处置的能力和经验,最终只能通过追索担保的方式进行财产保全,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而实际上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就是以其业务流程本身进行风险防范,在加强对贸易融资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定期审核的同时,特别强调结合贸易融资的业务特性进行贷后管理。另外,在贷后管理方面,国际业务人员和信贷管理人员责任界定不清,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现象。

2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2.1建立适应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信贷管理模式

贸易融资业务时效性强,快捷的审批流程是是否能够获得业务的关键。贸易融资业务更应注重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和贸易的连续性,信用记录、交易对手、银行的贷后管理和操作手续等情况的审查,并关注贸易过程所产生的销售收入,以及期限严格与贸易周期匹配等。将贸易融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数值,根据业务本身特点,对贸易融资业务实施全面动态化管理。

(1)授信额度的评定不只注重财务报表的某些传统指标,可以以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这类更能体现贸易型企业业务特性的财务指标作为测算企业授信额度的标准;

(2)加强贸易融资授信额度评级的时效性和灵活性。针对进口商品价格波动较快的特点,改变以往一年一评审的思路,可为半年一评,也可每季一评,中途可以随时追加或减少授信额度;更为灵活的可通过参与企业贸易流程的制定以及货权控制,给予客户临时的单笔授信。在受理贸易融资业务的时候,需要将在静态数据基础上核定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值,对贸易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进行动态化的审查。授信额度应该是银行对企业各项融资和担保的风险控制上限,而不是努力争取达到的风险暴露目标。

鉴于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的贸易背景和票据交割背景,对于贸易融资业务的审查必须坚持动态化原则。如果简单地使用授信额度,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最终会把自己逼迫到被动的地位。

2.2加强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有效监控贸易全流程的物流和资金流

(1)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对于贸易融资的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贸易真实性、上下游情况以及交易价格的调查,有助于银行切实了解企业贸易融资的背景,对风险进行有效掌控。

加强贸易背景审核。对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得越全面,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轻,越有利于银行降低业务风险。客户经理要经常走访客户,掌握客户所经营的主营业务,了解进口商品的市场行情,熟悉国内外贸易政策以及国际上非关税壁垒等行业动态,掌握贸易融资业务的潜在风险。

(2)国际贸易融资自身的有偿性是区别于一般贷款的最大特征,就单个企业而言,其主要银行往往面对的只是贸易流的一端,而试图仅从贸易流的一端来把握整个贸易过程显然是徒劳的,那样就不得不将单个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作为主要的考察依据。如今,随着商业银行国际化脚步的进一步加快,使得银行有能力和条件利用贸易流的特征和封闭管理的手段,通过境内外机构的合作,监控进出口双方,把握贸易过程中的货物流、资金流等,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提高整体收益的目的。

2.3强化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

(1)在坚持动态审批的基础上,根据每一种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贷后动态跟踪和管理制度非常有必要。这种制度的建立,至少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对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动态监控,包括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二是一旦发生风险,或者确定即将发生风险时,要建立起应急方案,关键在于要尽可能地保全银行资产不受或少受损失。

(2)贸易融资对银行来说能够掌握相关的货权。因此掌握货权在贸易融资中极为关键,而对货物的监控,银行有人力、物力不能及的地方,因此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管,代银行进行质押物的监管,这是控制风险的关键。

(3)加强行内的联动机制,防范潜在风险。若贸易的进出口双方都在同一银行办理业务,通过行内的联动机制有利于银行及时了解上下游企业情况,准确判断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同时一旦贸易双方出现资信风险,及早采取措施、排查堵漏;协调各方面力量,合理分工,互相配合,上下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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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管理

1 国内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国际贸易融资授信额度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大多把国际贸易融资纳入客户统一授信管理。在统一授信管理下,银行往往会根据客户的资信情况、财务状况等为客户核定一个最高综合授信额度,并按授信业务品种的不同为客户核定一个分项授信额度。但是从事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新生力量——贸易型企业和中小企业由于普遍规模较小,这种状况使得各行传统的企业财务技术分析对其授信额度测算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而中、小企业方面,虽然不考虑报表情况,但是只注重有效房产抵押。可以看出,国内商业银行在对待贸易型企业、小企业贸易融资方面选择的策略大多过于简单,没有跟上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节拍”。

另外,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审批方式与传统授信审批方式及审批重点缺少差别,时效性较弱且不能满足业务需求,授信额度一旦核定,则一年内仅仅简单地在额度内办理业务,而非根据企业的经营变化随时调整授信额度;而且缺乏有效的贷后管理,没有充分利用贸易融资的特点,加强资金流和货物流的配套管理。

1.2 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匮乏

传统的信贷评估模式下,国内银行只注重企业自身的财务能力,缺少对企业贸易背景和上下游情况的前期调查。目前支行客户经理极少到企业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对企业的了解只停留在企业所提供的资料上,尤其对上下游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更是匮乏,有的甚至对进口货物的用途也不甚了解,如此信息的不对称,将对各行的融资带来极大的风险。

1.3 缺少针对性的贸易融资贷后管理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尚没有针对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办法,目前多数客户经理仍按照传统的贷后管理模式对贸易融资业务进行贷后管理。这会产生两种风险:其一,一旦企业发生违约,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货物可能已经被企业处理掉;其二,即使银行手中掌握物权,但是缺少物权处置的能力和经验,最终只能通过追索担保的方式进行财产保全,处于比较被动的局面。而实际上贸易融资业务的特点就是以其业务流程本身进行风险防范,在加强对贸易融资企业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定期审核的同时,特别强调结合贸易融资的业务特性进行贷后管理。另外,在贷后管理方面,国际业务人员和信贷管理人员责任界定不清,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现象。

2 国内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2.1 建立适应国际贸易融资发展的信贷管理模式

贸易融资业务时效性强,快捷的审批流程是是否能够获得业务的关键。贸易融资业务更应注重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和贸易的连续性,信用记录、交易对手、银行的贷后管理和操作手续等情况的审查,并关注贸易过程所产生的销售收入,以及期限严格与贸易周期匹配等。将贸易融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数值,根据业务本身特点,对贸易融资业务实施全面动态化管理。

(1)授信额度的评定不只注重财务报表的某些传统指标,可以以应收账款周转率等这类更能体现贸易型企业业务特性的财务指标作为测算企业授信额度的标准;

(2)加强贸易融资授信额度评级的时效性和灵活性。针对进口商品价格波动较快的特点,改变以往一年一评审的思路,可为半年一评,也可每季一评,中途可以随时追加或减少授信额度;更为灵活的可通过参与企业贸易流程的制定以及货权控制,给予客户临时的单笔授信。在受理贸易融资业务的时候,需要将在静态数据基础上核定的授信额度作为参考值,对贸易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进行动态化的审查。授信额度应该是银行对企业各项融资和担保的风险控制上限,而不是努力争取达到的风险暴露目标。

鉴于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风险的不确定性,以及复杂的贸易背景和票据交割背景,对于贸易融资业务的审查必须坚持动态化原则。如果简单地使用授信额度,不考虑企业自身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商业银行最终会把自己逼迫到被动的地位。

2.2 加强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有效监控贸易全流程的物流和资金流

(1)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前期调查对于贸易融资的风险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贸易真实性、上下游情况以及交易价格的调查,有助于银行切实了解企业贸易融资的背景,对风险进行有效掌控。

加强贸易背景审核。对客户的生产经营情况掌握得越全面,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轻,越有利于银行降低业务风险。客户经理要经常走访客户,掌握客户所经营的主营业务,了解进口商品的市场行情,熟悉国内外贸易政策以及

[1] [2]

国际上非关税壁垒等行业动态,掌握贸易融资业务的潜在风险。

()国际贸易融资自身的有偿性是区别于一般贷款的最大特征,就单个企业而言,其主要银行往往面对的只是贸易流的一端,而试图仅从贸易流的一端来把握整个贸易过程显然是徒劳的,那样就不得不将单个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作为主要的考察依据。如今,随着商业银行国际化脚步的进一步加快,使得银行有能力和条件利用贸易流的特征和封闭管理的手段,通过境内外机构的合作,监控进出口双方,把握贸易过程中的货物流、资金流等,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和提高整体收益的目的。

. 强化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贷后管理

()在坚持动态审批的基础上,根据每一种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贷后动态跟踪和管理制度非常有必要。这种制度的建立,至少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对企业本身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动态监控,包括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二是一旦发生风险,或者确定即将发生风险时,要建立起应急方案,关键在于要尽可能地保全银行资产不受或少受损失。

()贸易融资对银行来说能够掌握相关的货权。因此掌握货权在贸易融资中极为关键,而对货物的监控,银行有人力、物力不能及的地方,因此可考虑引入第三方监管,代银行进行质押物的监管,这是控制风险的关键。

()加强行内的联动机制,防范潜在风险。若贸易的进出口双方都在同一银行办理业务,通过行内的联动机制有利于银行及时了解上下游企业情况,准确判断贸易背景的真实性,同时一旦贸易双方出现资信风险,及早采取措施、排查堵漏;协调各方面力量,合理分工,互相配合,上下联动。

. 加大业务培训力度,提升风险掌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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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服务贸易摩擦:服务贸易保护内生性

中图分类号:17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9-0004-10

一、引言

加入WTO十三年来,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同时。对外贸易摩擦正日益增多,对外贸易冲突不断升级。随着全球贸易重点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中国遭遇的服务贸易摩擦也愈发频繁,不断升温的服务贸易争端无疑给中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增加了阻碍。美国是中国重要的服务贸易伙伴,同时也是对中国发起服务贸易诉讼最多的国家,仅中美服务贸易摩擦案件就占中国服务贸易摩擦案总数的三分之二。因此,有必要探讨美国国际服务贸易摩擦的基本特征与发展动态,这对中国在新历史条件下缓解中美服务贸易摩擦、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进出口国,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轨迹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2年,美国的服务贸易总额为10695亿美元,占有全球约12%的贸易份额。美国服务贸易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取得了迅猛发展。在国际服务贸易分工格局中形成了较强的比较优势,其技术与资本密集型服务居主流地位,新型服务贸易成为支柱体系。从服务贸易的历史数据来看(图1),美国服务贸易持续处于顺差的状态,并且自2003年开始呈现服务贸易余额逐年增长的趋势,在随后八年里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7.3%。尽管在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美国服务贸易余额出现了小幅度回落,但后危机时代的美国在服务贸易发展方面仍然展现强劲势头,2012年服务贸易顺差较2011年扩大了10.1%。

另一方面,美国是国际服务贸易摩擦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涉及美国的服务贸易摩擦约占世界服务贸易摩擦总数的68%。其服务贸易摩擦不仅反映了短期内国际服务贸易摩擦的一般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国际服务贸易摩擦的长期发展趋势。迄今为止,对于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也是促使笔者关注和研究此问题的直接动因。尽管如此,对于国际贸易摩擦的理论研究已颇为丰富。能为本文的理论构架和思路延展提供必要的文献基础。在贸易摩擦的理论探索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是通过构建政府、利益集团和一般选民之间的动态化博弈模型,利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贸易政策制定的内生过程。从而对贸易摩擦的内在机理进行阐释。Grossman和Helprnan(1994)运用数理模型着重比较了利益集团和公民福利在贸易保护政策决策中的影响,其研究表明,一国贸易保护的程度与利益集团所属行业的政治形态紧密联系,贸易摩擦所导致的政府间国际争端实际上是国内政治矛盾的真实反映。沿袭Grossman和Helpman的研究思想,Grether等(2001)、McCalman(2004)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分别对墨西哥和澳大利亚贸易政策的保护模式进行分析,将贸易摩擦研究从经济领域向不同国别的政治领域延伸。邓力平(2009)在分析贸易自由化进程性质与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贸易保护内生性”的概念,认为贸易保护内生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之中,贸易摩擦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贸易政策内生化思想的不断渗透,贸易保护内生性对于解释贸易摩擦内在机理的效力也在逐步增强。本文基于贸易保护内生性这一研究思路,试图对美国服务贸易摩擦进行更高层面的审视。

二、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的发展现状与基本特征

根据WTO初步统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世界各国服务贸易摩擦共发生22起,其中涉及美国的服务贸易摩擦就有15起,约占世界服务贸易摩擦总数的68%。如表1所示,美国服务贸易摩擦涉及的服务领域较为宽泛。其中,分销服务4起,通用服务4起,金融服务2起,通讯服务2起,期刊服务、娱乐服务、古巴法案各1起。

无论是作为方还是被诉方,相比其他各国,美国都更为频繁地与其他经济体发生服务贸易摩擦。美国是国际服务贸易摩擦中作为方频率最高的国家,此类诉讼案件共有11起,其对象不仅涉及加拿大、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还包括墨西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美国作为被诉方的服务贸易诉讼案件共4起,其中欧盟作为国,针对美国的服务贸易争端案就达3起,而另一起则发生于中南美洲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对美提出的娱乐服务诉讼案。

通过对表1中涉及美国的服务贸易摩擦案例进行梳理,笔者认为,美国的服务贸易摩擦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多发生在分销服务、通用服务和金融服务领域

美国的服务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分销服务、金融服务和通用服务这三个领域,共占摩擦总数的66%。从时间跨度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美国服务贸易摩擦大都集中在分销服务和通用服务;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服务贸易摩擦则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领域。一方面,美国对于本国相对成熟的金融产业积极进入目标市场;另一方面,目标国对竞争力相对较弱的金融产业予以保护,开放步伐迟缓,金融市场开放顺序的结构性失衡必然会引发美国对外贸易争端的激化。

(二)扮演的角色多为方,发展中国家成为主要目标

在已有的涉及美国的服务贸易诉讼案件中,美国扮演的角色多为方。美国是国际服务贸易摩擦中作为方频率最高的国家,此类诉讼案件共有11起。自2000年后,美国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诉讼案件不断提升,对象全部集中于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市场正处于加速成长阶段,具有长期而巨大的商业潜力,一直是美国服务提供商角逐的目标;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相对薄弱,服务贸易发展起步较晚,在服务贸易争端的应对机制上也存在明显的漏洞,诸多缺陷很容易被美国作为突破口,构成服务贸易诉讼的有力依据。

(三)焦点主要集中在市场准入限制上。涉及的提供方式较为全面

从服务贸易摩擦涉及的具体形式来看,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的焦点大都集中在市场准入限制上。例如,美国以方的角色诉讼墨西哥影响电信服务措施案(DS204)、诉讼加拿大影响期刊进口措施案(DS31)都是基于外国机构对美国服务产品的进入限制而引起的贸易争端。美国作为被诉方参与的大部分服务贸易诉讼案件也同样涉及市场准入问题,如安提瓜和巴布达诉讼美国影响跨境提供服务措施案(DS285)问题的焦点就集中于美国对国外提供的等娱乐活动的市场准入问题。从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来看,美国服务贸易摩擦涉及的提供方式较为全面,主要涉及了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三种形式,其中涉及跨境交付的诉讼案件占据主体,如DS204案和DS285案中,无论美国扮演的诉讼角色是方,亦或是被诉方,其诉讼的焦点都集中于两国对于跨境交付问题的矛盾与冲突。

(四)界定具体承诺是处理服务贸易摩擦的出发点

美国作为方的所有服务贸易争端都聚焦于对被诉国GATS减让表②承诺的界定。DS204案中,美国诉称墨西哥对电信服务供应商的管制措施违背了其在GATS减让表中的承诺,据此向DSB提出诉讼请求;美国作为被诉方,矛头也主要针对GATS减让表的承诺与履行问题,DS285案中,双方对于网络服务的争议再次体现为对具体承诺的界定。此外,美国善于利用GATS的一般例外条款为承诺的界定寻求法律依托。DS285案和美国诉中国影响出版物和视听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和分销服务措施案(DS363)中,美国均援引GATT第20条(a)项中的“公共道德”例外条款为申诉抗辩,最终在服务贸易争端中占据上风。

(五)案件结果多以美国胜诉而告终

从服务贸易摩擦的处理结局来看,一方面,作为方的美国大都获得了胜诉或至少取得了对自己有利的局面。美国作为方的服务贸易诉讼案件共有11起。其中胜诉的案件共有6起,和解案件1起,磋商未果而终止的案件与正在磋商谈判的案件各2起(如表1所示)。由此可见,美国在服务贸易诉讼案件中占有明显的主导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甚至处于完全主导的地位,其诉讼要求也相对强硬,要求外国直接撤销或停止相应的法律法规或制度安排。另一方面,美国作为被诉方在国际谈判中却屡尝败绩。在DS285案和欧盟诉美国对外国销售公司的税收待遇案(DS108)中,美国均被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裁决违反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或《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SCM)下的相关规则。以DS285为例。尽管两国对于GATS体系下关于服务跨境交付的承诺各据一词,但最终WTO专家组还是认定美国在业跨境交付上做出了完全市场准入的承诺,此案以电子商业大国美国的败诉而告终。事实表明,多边贸易体制对成员国的行为产生了有效的约束作用。

三、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的内在成因解析

(一)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的内生性理论根源

各国国家经济利益之间的博弈、各国在贸易保护问题上的较劲始终伴随着贸易自由化过程。换言之,贸易保护内生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这一性质被称为“贸易保护内生性”(邓力平,2009)。基于贸易保护内生性的理论根源,贸易摩擦则可以看做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客观过程。本文将贸易保护内生性的概念拓展至服务贸易领域,从服务贸易保护内生性的理论视角对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整体的把握与辩证的思考。

服务贸易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分支,在其自由化的进程中也不可避免的伴随着服务贸易保护主义,从“服务贸易保护内生性”这一认识出发,对在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进程中不断出现、反复回潮或时常抬头的美国服务贸易摩擦问题就不足为奇了。长期以来,在经济危机或衰退的特定时期中,服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被认为是一种常态与趋势,但从全球金融危机下的经济衰退到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复苏这一过程来看,随着美国对服务贸易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服务贸易保护也势必成为一个客观过程。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使得内生于自由化过程中的服务贸易保护越来越成为美国维护国家、利益与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在此背景下,也将呈现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矛盾与冲突愈加激化的态势,这应当被看做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深入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服务贸易保护不仅具有客观性与必然性的属性,还具有形式上不断深化、功能上不断延伸的特性。由此,笔者提出“服务贸易保护区域外延性”的概念,用以补充和完善服务贸易保护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服务贸易保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具备区域外延性的新特征,即以区域性组织为核心,服务贸易保护的范围不断向外辐射,通过不断演化的服务贸易保护形式,对外设立服务贸易壁垒以达到保护区域内国家经济利益的目标。以欧盟为例,在服务贸易保护内生性的驱动下,欧盟服务贸易保护的范围逐步扩大,设置的服务贸易壁垒类型也日益增加,同时对非欧盟国家实行差别待遇的管制力度也具有不断强化的趋势。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必要对服务贸易保护的区域外延性加以审视,倘若美国利用区域性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参与国际服务贸易摩擦,势必会进一步加强国际服务贸易争端中美国的主导力量。

从上述基点出发,笔者认为,对美国服务贸易摩擦解析的前提是必须充分认识服务贸易保护的内生性,认识服务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服务贸易摩擦的必然性与客观性,同时深刻审视保护的区域外延性在服务贸易中的渗透,这需要我们用辩证的思维去理性思考。

(二)美国服务贸易保护内生性的现实基础

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必然会催生出服务贸易保护主义,而美国服务贸易保护内生性的演变也是基于其国内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等复杂因素的现实基础。从经济利益角度看,美国所面临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现实都发生了内生性变化。一方面,各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心逐步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但服务贸易多边体系的制度调整滞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这样的体系自然缺乏足够的约束力。在此背景下,各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和谐因素就会不断激化,并演变成现实的国际服务贸易争端;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通过服务贸易、投资等渠道释放出来,在经济上就表现为服务贸易摩擦。美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是高技术产业的发展,而高技术产业所生产的产品,更多的是各种无形的技术、专利、标准、服务等产品(雷达、于春海,2004)。在国际范围内,高技术产业链要求更为规范的外部市场环境,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市场规范和法律约束,而拥有规范市场的发达国家却往往对美国构成了潜在的竞争威胁。因此,美国在巩固和发展以服务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格局以及维护本国经济利益的同时,必是会伴随着与各国服务贸易摩擦的频发。

随着各国服务经济融合的加深,制度层面的碰撞已成为常态。从政治现实角度看,美国特殊的政治结构与服务贸易的特性相结合时,更容易产生内生的服务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议员和政府官员往往是某种利益的代言人,这些代言人既可能直接支持贸易保护政策,也可能和其他议员互相支持,甚至进行政治利益交换,以便产生更大影响(李丽,2005)。服务业往往与群众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涉及的劳动力群体分布较广,因此存在更大范围内的利益相关体,从而产生更多的代言人对美国服务贸易政策产生内生影响。民主制度、政治规则与服务贸易政策内生关联机制的不断深化,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双边或多边服务贸易摩擦。此外,美国国会的贸易管理体系以及议员选举制度也是滋生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国会议员对本州的政绩和利益的关注高于对全局利益,因而可能将服务贸易问题视为地方问题,形成狭隘的服务贸易保护主义。

由于服务业面临更多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市场失灵问题,往往需要更大范围的政府干预与介入。在国际关系层面上,服务贸易则涉及更大范围内国际制度与经济秩序的协调。对于中小国家,美国通过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它们实现再制度化,然而在对这些国家的国内法律、制度等进行“改造”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服务贸易摩擦和碰撞;对于其他大国或地区,美国在国际层面上与其争夺地区影响力。试图对国际关系进行解构与重组,从而构建以美国为轴心的轴辐式国家间关系格局,这种国际关系的强势调整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会激化美国国际服务贸易摩擦的矛盾与冲突。

四、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的发展动态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美国服务贸易摩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从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的特征可以看出,美国服务贸易摩擦在金融服务领域的集聚效应正逐步显现,金融服务领域将成为后危机时代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的焦点。到目前为止,涉及中国的服务贸易摩擦共有6起,中美服务贸易摩擦就有4起,占中国服务贸易摩擦总数的三分之二。在4起中美服务贸易诉讼案中(见表2),涉及金融服务的诉讼案件占据2起。其中,美国诉中国金融信息服务案(DS373)和美国诉中国影响电子支付服务的若干措施案(DS413)都是由中国的金融信息部门对外管制措施而引发。中国的金融领域开放较晚,行业规范缺乏有效管理,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因此诸多缺陷很容易被美国作为突破口,构成服务贸易诉讼的有力依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始发的欧债危机,更可能长期强化这种摩擦集聚的趋势。因此,中国需要重视金融服务领域的风险防范,加强金融服务业的行业规范,建立完备的管理制度和有效的执行体系。此外,中国目前仍然没有专门针对服务业FDI的立法,关于商业存在法律体系的缺失势必将造成中美服务贸易在金融领域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国内金融服务行业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服务标准、执业资格、经营规范等方面的标准体系建设,实现金融服务行业规范发展和高度自律。

(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的重要内容

2000年以前,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案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如美国诉加拿大影响期刊进口措施案(DS31)和美国诉欧盟对版权和邻接权的保护措施案(DS115)。自2000年后,其诉讼对象主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皆以违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为由对这些国家提出上诉申请。随着知识产权贸易的发展,美国势必将利用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采取贸易管制或有效的报复措施,知识产权保护也将成为国际服务贸易摩擦的重要议题。

知识产权保护是美国服务贸易摩擦的重要内容,长期内也将成为中美服务贸易争端的焦点。中美服务贸易诉讼案中,DS373和DS413案都涉及了服务贸易市场中比较敏感的文化产品领域和金融领域,凸显了中国在服务贸易市场开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冲突。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知识产权战略是缓和中美服务贸易摩擦、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迫切需要。近年来,中国在专利权使用费和特许费贸易上存在严重的服务贸易逆差,因此应当加强政府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建立和完善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相互协作的技术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主体地位。推动本国新技术的开发与利用,进而摆脱中国在知识产权贸易上所处的绝对弱势地位,努力突破知识产权造成的中美服务贸易阻碍。

(三)美国应对服务贸易摩擦的反制力量正不断强化

高效的服务贸易摩擦应对机制逐步成为美国在国际服务贸易争端中扭转不利局面的有力武器。近年来,美国频繁采取积极主动的服务贸易反制与报复手段对国采取经济制裁或贸易报复。由于美国国会对于服务贸易保护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较强的法律强制性,因而在服务贸易摩擦的应对机制上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同时,在金融、信息服务等国际市场竞争激烈的服务部门中,美国善于利用DSB解决相应的国际服务贸易摩擦,力求通过DSB对谈判阶段的成员国施加压力,为其贸易救济赢得法律空间。

相较而言,中国在服务贸易摩擦的应对机制上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制度环境方面,国内的贸易救济存在缺失,未形成关于贸易救济的法律体系和运行机制,从而使中国在遭遇服务贸易摩擦时面临国内贸易救济缺乏立法保障。对外又无法实施有效贸易报复的双重困境;在利用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中国在面对服务贸易争端时的应对态度和反制手段表现得不够积极主动,很多时候甚至存在消极应对的现象,无法有效地利用DSB平台为其辩护。因此,一方面,有必要完善服务贸易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对服务贸易保护的立法,界定服务贸易保护的范围和对象,强化服务贸易保护的法律约束性,从而为服务贸易救济甚至服务贸易报复提供法律空间,扭转中国在服务贸易争端中所处的不利局面: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DSB解决国际服务贸易摩擦。尽管DSB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但它仍不失为有效解决国际服务贸易摩擦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手段。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和相互依存度的提高,任何贸易摩擦的激化或单边及双边的制裁都会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沈四宝,2007)。因此,在WTO多边框架下通过磋商和谈判解决服务贸易争端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中国作为WTO的成员,应当充分利用DSB平台表明自身的立场和态度,以合理、合法的辩护理由为申诉抗辩。

(林峰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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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贸易 保护环境 贸易政策 对策 分析

前言

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在中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实现了迅猛发展,为进一步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优化经济结构注入了动力。而在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受到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多方面影响,使得国际贸易环境越加复杂且竞争加剧,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国际贸易发展受阻。基于此,针对现有国际贸易保护环境进行全面剖析,能够为我国制定贸易政策提供支撑,以此来进一步确保实现我国国际贸易的稳健发展。

一、国际贸易的演化历程

具体如下:第一,基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下,保护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则是源自于重商主义思想理的影响;第二,基于资本主义下,在自由竞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是国际贸易政策的主流,但是,在这一时期,诸如德国以及美工等,因在该阶段发展较为落后,因此,该国的经济学家则对此持反对意见,如李斯特等人,提出要保护幼稚工业,其目的是为了确保后进国家能够实现快速发展;第三,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得超保护贸易政策随之诞生,这种带有侵略性的贸易保护政策,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垄断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工具。第四,从二战之后,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这一时期为贸易自由化时期,基于该时期下,全新世界经贸体系的形成,促使在二战后贸易自由具备了生根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贸易自由化随之开展,但在这一时期的贸易自由化又具备自身的特点,即在主张上与自由竞争时期存在差异,这一贸易自由化的核心思想所主张的是不全面的贸易自由,因此这就意味着其对贸易保护政策并不产生排斥反应。第五,而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国际贸易随之进入了新贸易保护主义时期,在1973年所爆发的债务危机以及经济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因此而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经济衰退下也反映出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自由化贸易随之衰弱,而贸易保护主义随之再次抬头。

从这一演化历程中能够得出,国家贸易政策在本质上具备这保护性的性质特征,具体而言,则是借助如下几方面来进行反映的:第一,在国际贸易政策演化的过程中,从始至终都存在着保护性的身影,所以在自由化贸易政策下依旧是与贸易保护并存的;第二,纵观历史,不可否认的是自由贸易时期是切实存在的,然而,保护性贸易政策一直是主流,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三,在二战之前,因尚未出现多边贸易政策,因此,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的过程中也并未受之影响,因而相应对外贸易政策从整体上都是以满意自身利益需求为出发点的,进而也就促使贸易保护随之具备了生根的土壤;第四,而进入新世纪以来,自由贸易成为世界贸易所倡导的主题,并为自由贸易的发展而签订了(GATT)协议,进而实现对各国贸易保护行为的约束,但是,从本质上将,贸易政策的保护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本质性改变。

二、国际贸易保护发展的新趋势

(一)基于贸易保护下方式多元化

在贸易保护下,存在着多种方式,其中主要强调的是关税壁垒向非关税壁垒的转变,具体采取的措施如下:一是基于有效保护税率下,实现了阶梯关税的设置;二是在此过程中,反补贴税与反倾销税随之加强;三是相应的非关税壁垒随之大幅度提升;四是突出贸易管理的重要地位。基于世界贸易组织下,其对关税壁垒进行了限制,进而为提升关税水平提供了保障,在此背景下,贸易保护的实施则无从下手,因此,对于相应国家而言,则就借助多样化的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实现对进口的限制,以此来实现贸易保护的目的。

(二)逐渐增加了被保护的商品内容

在贸易保护下所保护的商品内容随之发生了新变化,最初所保护的商品主要是农产品以及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而逐渐发展为对高级工业品与相应劳动部门的保护。具体而言,可从保护的商品类别上给予明确,主要有如下四种商品类型:纺织品、钢铁产品、电子产品以及运输工具,其中,基于纺织产品下,具体还包括了诸如服装鞋类等产品,而在运输工具上主要是针对汽车这一产品而言的。

(三)国家贸易壁垒向区域贸易壁垒的转变

这一新变化主要是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加之区域性贸易集团在此过程中实现了迅速发展,使得目前国际经济体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在此过程中,基于区域性贸易集团的组建下,从本质上而言,呈现出了排他性的特点,也就是在这一区域性集团下,其对内所强调的是贸易的自由化,而基于这一特点下就意味着其对外必然存在着排斥性,也就是以集团的力量来与外部竞争者的抗衡与打击。而这是基于区域性贸易集团的影响下,迫使各国开始寻找自己的合作伙伴,只有这样才能够形成与其相抗衡的实力,而在经济一体化的逐渐发展下,其就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一大新特征。

(四)奖励出口限制进口措施的实施

基于该措施的实施下,使得以往国际贸易中限制进口,逐渐向鼓励出口过渡,这是因在二战结束后,国际贸易在发展中促使国际分工越加深入且精细化,同时,自由贸易随之实现了发展,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世界各国的依赖性随之强化,在争夺国外市场的过程中,竞争越加激烈化,而在原有的限制出口的政策下,使得国与国之间产生了摩擦与矛盾,并且还会遭到国际社会中其他国家的强烈谴责,同时也会遭受到一定的报复。因此,这就促使该政策发生了改变,转而开始鼓励出口,借助各种优惠政策的实施来鼓励出口商积极进行贸易的出口。

三、产生保护性贸易政策的具体原由

(一)经济发展失衡致使国际贸易政策的天枰随之失衡

在国与国之间实行自由贸易,对于相应的贸易双方而言,都能够从中受益,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这一关系中始终存在这利益的不均等现象,通常而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基于自由贸易下,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常处于劣势方法,发达国家将会获得更多的好处。而从相关的数据信息中也能够证明这一问题:基于贸易自由化下,发达国家从中获得的财富占据总财富的七成,而此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只能够获得三成,很多时候甚至不足三成,特别是对于一些十分不发达的国家而言,在此过程中其所承担的损失很多时候要比获利多,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下,使得在世界板块格局中,贫富差距随之加大。而此种情况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追赶上发达国家,几乎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国际贸易中,自然而然的就会使得保护贸易政策随之抬头,而纵观世界各国,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从始至终都拥护并倡导贸易自由化的,在尚未实现工业化目标前,相应的国家会借助高关税保护政策的实施来实现对自身利益的维护。

(二)外转本国内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

从实践中证明,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当其国内经济持续下滑并呈现出了衰退的趋势,则在国际贸易中,必将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从当前美国以及日本的经济现实就能够看出,因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家经济开始走低,进而在国际贸易中相应保护主义随之加剧。而当前西方国家经济整体上都呈现出了不景气的现象,在此过程中西方国家自身内部的政治利益纷争等使得其必要会被贸易保护主义所笼罩,借助自身所具备的经济优势,发达国家在发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则针对发展中国家制定双重标准,在此背景下,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贸易环境更加的复杂且不利。WTO虽然一贯秉承自身的宗旨来维护国际贸易的良性发展,然而,基于当前世界各国现有的竞争实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而在自由贸易体制下,其受益的程序是存在差别的,而为了实现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并保护本国的产业以确保经济的稳健发展,使得贸易保护主义必然存在。

(三)转移国内政治上所存在的矛盾

基于西方民主政治下,其本质上则是在各利益集团的斗争下,最终实现妥协而产生的,而对于政治家而言,为了实现对利益集团利益的维护,便在国内市场中,以“国内法”的强制推行来实现对市场的保护,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310条款”,基于该条款下,美国总统可针对影响美国商业的且在被自身认定为“不合理且不公平”的进口贸易,具备这限制并实施报复措施的权利。而在美国的“406条款”中,则专门针对共产党国家,对其向美国进口的商品进行限制等,基于该条款下,只要共产党国家具备了较轻的损害,就被认定为“重大损害”,并可实施报复行动。

四、基于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贸易政策的选择与调整

前文针对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贸易环境进行了分析,并可从中得出: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对于我国而言,要想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的发展规模,实现对国际贸易现有结构的优化调整,进而强化我国国际贸易的竞争实力与发展水平,则就要求现阶段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企业,需要基于提高自身竞争实力角度出发,以此来提升自身的实力,而对于相应政策管理结构而言,则需要从宏观角度出发,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改善之中,以此来优化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环境,进而才能够借助国际贸易的发展来推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在实际践行的过程中,则可借助如下措施来实现对我国贸易政策的选择与调整:

(一)提升国际贸易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从微观角度出发,对于我国国际贸易企业而言,则需要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自身的品牌竞争意识,打造品牌优势,同时,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管理质量,以现代化管理理念与模式的引入来服务于自身竞争实力的提升,同时,还需要注重企业文化这一软实力的建设与提升。在实际践行的过程中,基于现阶段国际贸易环境下,竞争的激烈化使得我国国际贸易企业需要提高自身的软硬实力,其中,要进一步强调软实力的提升。具体而言,则需要基于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下,实现与之相适应企业文化的打造,在此基础上,形成完善的企业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精神文化等,要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并融入先进的它元文化内容,体现出包容并进并展现赋予现代企业以中国特色。同时,企业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品牌建设的重视程度,以国际品牌的打造来促使出口商品能够具有国际通行能力,进而为获得竞争优势提供保障。此外,从管理角度出发,则需要在进一步优化企业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体系的打造,以此来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

(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实现对国际贸易方式的转变,则就需要针对我国国际贸易企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目前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现状看,不论是从规模、质量还是从发展速度上看,现有基础较好,因此能够保持贸易顺差。然而,从我国国际贸易的结构上看,目前尚处于低级发展阶段,整体上产品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较低。因此,这就需要针对国际贸易进行优化升级,实现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大产品的科技含量,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在此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升对中小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以优惠政策的制定来鼓励企业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并借助电商运行模式来搭建国际营销网络,同时进一步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

(三)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

从宏观角度出发,我国相关企业与政府等部门则需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针对国际贸易常见的纠纷问题,加大相关方面的人才培养力度,以更好的解决国际贸易纠纷,并随时掌握国际贸易环境的动态发展状况。同时,在参与国际贸易谈判的过程中,要借助相应的组织与平台,积极发挥出自身的作用,以维护自身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进而逐渐占据国际贸易的主动权。

总 结

综上,在现有的国际贸易环境中,竞争的激烈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存在,促使我国所面临的国际贸易发展形势更加的复杂、压力与挑战极大,为了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主动权,并借助国际贸易的稳健发展来助力于国民经济的稳步提升,则就需要实现相应贸易政策的调整,在进一步提升国际贸易企业竞争实力的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以此来服务于国际贸易的良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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